对于中国一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原因，除了流行甚广却似是而非的“亲日派卖国”说之外，最中正的说法无非是“美国背叛说”。
对于前者，台湾学者唐启华先生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算是为亲日派做了全盘颠覆，直指章宗祥、陆宗舆和曹汝霖这三位在五四运动中出了大名的“卖国贼”遭受到了不公正的污名化，应该给予“同情之理解”。单是为了这次痛快淋漓的翻案，唐先生这本书就很值得一读。
而对于“美国背叛说”，唐先生倒是在书中发表了很多过苛的反美言论，对美国反而没有了对日本的那种同情之理解。因此，当我看完邓野先生《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后，颇有醍醐灌顶之感，算是看到了迄今为止对“美国为何背弃中国”这一命题的最佳答案。毕竟，美国在从巴黎和会之初的全力“挺华反日”，支持中国收回青岛，到和会后期的转而支持日本占据青岛，态度转变之大历来是一个令颇有亲美情愫的国人难以自拔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此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往往充斥了祥林嫂式的“我真傻，真的”，重复着对美国是负心男的道德批判，却忽视了对背后原因的关注。而在邓野先生这里，终于摆脱了受气的怨妇形象，有的只是离婚律师般的专业解析。
在解释为美国什么要背弃中国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白，“终弃”还有个“始乱”的前传，不弄清楚美国为什么要在一战后“示好”中国，就去贸然进入分手故事，是厘不清这场离婚官司的。
一战后，美国为什么要主动示好中国，为什么要冒着得罪强国日本的危险，支持中国收回青岛？邓野先生对此倒是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我就斗胆总结了三点，且会遵循一个从正能量到负能量的逻辑顺序。
第一，美国总统威尔逊本就有超级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从他在一战结束前提出那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就可以看出，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有多么天真烂漫，要不是他掌控的国家实在过于强大，英法等其他战争国可能早就把威尔逊当傻子一样无视了。不过，就是因为威尔逊“民族自决”的理想主义，他才会在一开始对于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利用价值的中国表示出了过高的善意，也将一个半殖民地弱国埋藏内心多年的上进欲望充分唤起，全心全意的相信起了“公理战胜强权”这个伟大政治理想。
第二，美国近代以来素来就有某种亲华的传统。这颇有些“爱不需要解释”的意思，相比其他列强，美国一向是在中国的模范列强，又是率先退还庚子赔款，又是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显出一副柳下惠的坐怀不乱。美国的威望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尤其高，不过，这也相应的让一战后的中国知识界无比信任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支持，落空后反而造成了后来更深的失落乃至幻灭。梁启超在巴黎和会前后的态度转变最能说明问题，从“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开辟一新纪元”的威尔逊第二，转而成为“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权者之一种口头禅”的幻想破灭者。也千万别说梁启超幼稚，即使是老江湖孙中山，在巴黎和会前也做出了“强权灭，公理昌”的判断。
第三，交好中国以牵制日本。这一点虽然属于地缘政治和均势外交的范畴，但和前两点美国高大威猛的形象相比总是显得有些厚黑猥琐。唐启华先生在书中尤其强调这一点，认为美国为防止日本独霸东亚，将中国作为牵制日本的棋子，从而挑唆中国在巴黎和会与日本作对。一句话，中国被利用了，角色就好像当下中美竞争背景下的菲律宾甚或日本那样。这一说法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美国当然也不是痴恋中国的小天使，但总是有些过于“反理想主义”的阴谋味十足，或者说有点影射史学的嫌疑。
对此，邓野先生倒是没有如唐先生一样“诛心”，未对美国利用中国一说进行阐发。不过，他也指出了一点无伤大雅的美国“私心”：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点“通常的利益”，美国自然是不主张日本独占青岛的。
说完“美国为何示好中国”，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是否成功，是否可以遵循外交程序顺利收回青岛，不取决于“五大国”中的英国法国更别说意大利，甚至不完全取决于另一当事人——同样身居五大国之一的日本意愿有多么强烈，对此最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就是美国，或者说就是威尔逊本人。如果美国闷头坚持到底拒绝向日本妥协，那么，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四大国也无可奈何。原因也很简单，美国在一战后虽没有二战后那么风光，但已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强国，对国际事务有最大的发言权。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探讨“美国为何背弃中国”绝非打了民族主义鸡血的无理取闹，这的确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关键所在。
不过，无论从唐启华先生还是邓野先生的书中都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背弃中国绝非见利忘义或者移情日本，美国也是为时势所逼，几经挣扎之后才作出的无奈违心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