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赵匡胤说：诸位手下那些贪图富贵的人呀！万一他们故伎重演，也弄件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请问拒绝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以为自己受到猜忌，一个个魂飞魄散，泪流满面地说：臣等一介武夫，冥顽不化，何曾想到许多？恳请陛下慈悲为怀，为臣等指点迷津，给条活路。赵匡胤说：人生苦短，如白驹之过隙。对酒当歌，悲富贵不常在。你们为什么不替自己好好规划一下呢？石守信等人都说：请陛下明示！赵匡胤说：交出兵权，换个肥缺，兴豪宅，置田产，拥歌姬，饮美酒，子孙无虞，自己也快乐。我再与你们都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很好吗？众人都说：陛下体贴入微，恩重如山！第二天，他们纷纷宣称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职，太祖皇帝则给予了亲切 —-易中天《大宋革新》
●我被你雇用了，我是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如果我的主意你不听，bye-bye，我换一个老板。 —-易中天《品三国》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 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 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一个人，如果气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
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 —-易中天
●琢磨计谋是没有用的，你还是琢磨人性吧 —-易中天《品三国》
●这是两个极端，人在遭受打击和挫折现时，往往展现出特别脆弱的一面。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更经不起挫折和磨难，感觉万念俱灰，时不时的有很多人得了现代病——抑郁症。失败时不能万念俱灰，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看到前途。得意时不能踌躇满志，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创造辉煌的人生。 —-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