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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8月，在南京理论研讨会上，王结识了胡复明，并主动征求意见稿。
• 在“惊喜”前夕，“真实”的文章诞生了，据说是偶然的，但实际上是必然的。
• 王匆匆看完胡福明的稿子，激动不已…
• 主编杨锡光批示:“本文暂不在哲学专版发表，改版后将登上头版。”
• 杨锡光提出，要有针对性地“两个凡是”，让“真实”的文本得到升华。
• 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参与了“真实”文本的修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说的(什么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历史需要回顾。同样，回顾历史也需要时间和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只有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看到它的真正价值。4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以下简称“现实”篇)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

“真实”的文章于1978年5月10日首次发表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当晚，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全文；5月12日，《人民日报》、中国国家广播电台、《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转发。此后不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相继重印；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纷纷表示支持“真理”观点，积极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真实”文章的发表，无异于高青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突破“左”的禁锢，呼唤和欢迎改革开放的到来。“真实”的文本就像一朵鲜艳的黄色报春花，拥抱着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新春的到来。

然而，在《史》文章发表40多年后，《史》文章发表的真相和文章中一些重要观点的产生过程却蒙上了一层迷雾。

近日，记者采访了《光明日报》“石”篇88岁的责任编辑王。这位曾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老人，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仿佛一切都像昨天一样新鲜。

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王近照

1977年8月，在南京理论研讨会上，王结识了胡复明，并主动征求意见稿。

1976年10月4日，“四人帮”被粉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是“拨乱反正”，即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恢复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1976年10月至1977年6月，在时任《光明日报》驻沪记者站站长王和常驻记者苏双璧(后调入《求是》杂志任副总编辑)的组织采访下，《光明日报》多次在《哲学》头版和特刊刊登江苏省宣传部牵头的江苏省写作大会和江苏省写作大会哲学组撰写的论述和批评。

1977年7月，江苏省写作大会与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以“深刻揭露批判四人帮划清是非”为主题的“南京区域理论研讨会”。作为《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总编辑，王应邀出席会议，并在8月11日头版报道了他撰写的新闻。

南京区域理论研讨会规模不小，在国内也不多见，来自南京40个单位的200多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等理论问题。

起初，会议是分组举行的，然后合并成一个总会场。当时，南京大学政治(哲学)系青年教师胡复明做了演讲。胡福明的发言很犀利。他认为文革批判生产力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反对“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胡复明的发言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两三个人立即站出来反驳批评。他们认为，“生产力理论”是应该被认可的；当时盛行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而“生产力论”颠倒是非，以生产否定革命。

王在北京也听说过胡福明的观点。他暗暗佩服胡复明的勇气，认为他是一个思想敏锐、见解独到的理论工作者。

这种说法明显偏离了会议主题，会议难以为继，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胡复明在会上棱角分明的发言，使王有了向胡复明征求稿件的想法。课间休息时，王在人群中找到了胡福明。他先报名，胡福明很高兴见到他。

会后，王再次找到胡复明，并代表《光明日报》编辑部，主动向他提出邀请。王对另一方说:“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必须先从理论上澄清一些问题…

当时《光明日报》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仅次于《人民日报》，胡复明欣然接受了王的邀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真实”的文章。

在“惊喜”前夕，“真实”的文章诞生了，据说是偶然的，但实际上是必然的。

王在南京理论研讨会后回京。之后的八九月份，他去上海、南京等地出差，还特意去了南京大学。可惜当时胡不在学校，王跳了空。回京后，《光明日报》交给王一个任务，让他去青海西宁，为《光明日报》在青海设立记者站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王是《光明日报》上一个跌宕起伏的人物。1953年8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分配到《光明日报》做记者。1956年，23岁的王加入了党组织。

1966年2月11日，《光明日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夜班编辑王被列为首批被批评对象之一。那天，他被报社“文革领导小组”批评，宣布隔离审查。七个月不允许他回家。在此期间，他九次被全社会大会公开批评。与此同时，他被迫工作，在报馆院子里修整操场，在楼里扫厕所，干着各种苦活。罪名有三:第一，我不能和右翼妻子划清界限(即我没有和她离婚)；第二，我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当时，王是《中国共产党光明日报》编辑部(青年部)成员兼报社团支部书记，因为他不同意报社党委书记的妻子像大多数其他党支部一样入党)。王最大的“罪行”就是反对林彪的“学活学活用，学得快而立之”。文化大革命前，王在与同事的私聊中说:“别人说学习是灵活的，学习是精神的、即时的。为什么我不能完全做到？我找不到这种感觉。”这个伟大的事实埋下了他死亡的种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和周围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沉浮，使王越来越渴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准确地运用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彻底肃清一套“左”倾有害的东西。

1978年元旦过后，刚从青海出差回京的王，一踏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胡复明送来的两份稿子，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原来是1977年9月胡复明送来的稿子，王在此期间出差在外。

王匆匆看完胡福明的稿子，激动不已…

胡复明的两个贡献，一个题为“女性是生产力吗？”，批评了江青。江青曾经说过，女人会生孩子，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之一，所以女人自然是生产力。这很俗，批评没有太大意义。而且，王也曾收到过类似的捐款，所以就把它放在了一边。另一份手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紧紧吸引着他。

胡复明的手稿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实践检验真理的重要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一直强调的。第二部分讲述马克思等革命导师不仅主张实践要检验真理，而且他们的著作也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这一部分主要讨论马克思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林彪、“四人帮”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的重要特征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系…

王看了几遍，觉得这个征求意见稿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很有现实意义:是形而上学，是照搬马列主义、著作的个别词句和观点，还是科学、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思想？

王认为胡复明的文章是一篇有价值、有分量、有意义的稿件，于是放下手头的其他琐事，立即着手编辑这篇稿件。

1978年1月19日，王强华为公司给胡福明寄去两份校样，并附一张字条。信中写道:“我去年9月离开北京去上海和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经大致编辑好了，主要压缩了手稿的第一部分，突出了最后两部分，但我还是觉得有点长。请你看一下，再删除一些好吗？有些地方的话意思有点重复。你能提炼一下吗？另外，本文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请谨慎把握分寸，以免让人感受到马列主义“过时”理论的副作用。请尽快发文章，争取尽快发表。”

收到王的来信和文章演示后，胡福明修改了一下，很快就发给了王。王考虑修改后，把演示稿发给了胡福明。从1978年1月14日第一次出版到4月10日，这篇文章已经修改了五次。每次，王强花都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例如，3月13日，王在给胡复明的信中说:“你的文章基本上已经定稿，但现在看来，涉及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请密切关注补充，以便尽快发表！你文章的意图很明确。不过为了让文章更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一些实用的部分。多年来，“四人帮”抓住文字吓唬人，束缚人的思想，使一些同志仍然不注重实践经验，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概念、具体条件出发，拘泥于某些指示。结果，他们“害怕”，许多工作没有做好。请考虑是否可以添加此类评论。”

在这五次修订中，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培文提出将标题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实际上拓展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外延。

1978年4月，王(右)与前往北京修改《史》文本的胡复明合影。

主编杨锡光批示:“本文暂不在哲学专版发表，改版后将登上头版。”

1978年4月10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被收入《光明日报·哲学》特刊(第77期)，按规定送到时任该报总编辑杨锡光的办公桌上。杨锡光立刻被标题文章吸引住了。后来，据杨希光的秘书陶凯说，杨希光竟然把这篇4000字的稿子读了两个小时。

杨锡光1933年入党，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建国初期，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后调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教育卫生部部长，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杨锡光于1978年4月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此之前，1977年12月，他在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学习，胡耀邦同志任常务副校长。同时，杨锡光有幸参与了胡耀邦提出并主持的“检测史的标准是什么”的讨论。大家都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历史的标准，领导的言论不能成为检验历史的最高标准。学习课也提倡科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庸俗地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他看到哲学组发来的“真实”文本细节后，他立即决定退出哲学专版。

杨锡光说:第一，这样大主题的文章要登在报纸的第一页。很遗憾在特刊上发表。其次，文章要大修改，主要是针对当前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混乱思路，做充分的论证；三是进一步触及当前理论“拨乱反正”，突破禁区障碍，对理论思想路线进行批判和阐述…

王听了，顿时心里一亮。

杨锡光最后建议王可以邀请本文作者胡福明到北京当面谈谈修改意见？

无独有偶，4月13日下午，王突然接到胡福明的电话，说还有人来京参加国家教委举办的哲学教材座谈会。王喜出望外，立即向杨喜光报告。杨喜光听了特别高兴。他对秘书说:“现在把我的车开走，让王去接胡福明到报社来。”

杨锡光还对王说，听说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在写一篇文章，主题和胡复明的差不多。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讨论如何改变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好吗？吴江是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教务长，孙长江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的编辑。

按照杨喜光的吩咐，王先去朝阳门迎接胡复明，然后去阜成门迎接长江孙。

杨锡光提出，要有针对性地“两个凡是”，让“真实”的文本得到升华。

这个周末，几个人坐在杨锡光的办公室开会，研究如何修改胡福明的这篇文章。除了杨锡光、胡福明、孙长江、王，还有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培文。本次会议将由杨锡光主持。他先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特别强调了思想理论界的模糊认识，然后问胡复明、孙长江写这类题目文章的基本思路和要点是什么。孙长江强调从路线问题出发，胡富明则认为理论上要重在明辨是非。杨锡光当场决定:“你们两个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光明日报会为你们出版。谁先写文章，谁能定稿，谁就先发。总之，两篇文章都会发。”

接着，在杨锡光的主持下，对胡复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在座的各位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写这样一篇文章意义重大，应该保持原著的优势。随后，集体商定了修订原则。在这些意见中，杨锡光提出的意见最为明确和尖锐。他说:文章要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突破禁区。当王听到杨喜光这样说的时候，他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极其重要，而且极其新鲜。当时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两个凡是”的观点占主导地位，没有人敢公开批判“两个凡是”。

座谈会的第二天，胡福明修改了稿子。这份草案被视为“真实”文章的第六稿，胡复明在这份草案中补充了以下文字:“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指修订稿)的态度表明，他们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完美的，也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绝对真理”。相反，他们总是用辩证法认真对待自己的理论，用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尊重实践。

4月15日，《光明日报》派人到胡福明处取回修改稿。4月20日，对《胡复明》进行了第七次修订。这次修改，直接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他们不认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也不认为他们的所有结论都应该得到维护。他们到处用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没有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下划线的文字是《光明日报》的同志加上的)。”

当时胡复明已经回到南京，《光明日报》完成的“真实”文章第七次改版还没来得及看。

4月24日，杨锡光、马培文、王等人完成了《史》文本的第八次修订。在这次修改中，为了安全起见，杨锡光把第七稿中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所有的结论都应该保持”改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所有的结论都可以改变”。虽然删除了“一切”二字，但是表达的意思却一点都没有变。

《光明日报》完成“真实”文章第八稿时，报纸上的一些同志也看到了文章的校样或听到了一个又一个谣言。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更多的人担心这篇文章会出错，引起大麻烦，不禁为杨锡光等人流汗。杨喜光说:“我不怕！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文化大革命幸存了下来。你怕什么？”他还对王说:“你怕贴这样的文章吗？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将承担全部责任。不过，我相信我做了我应该做的！”

1978年1月，华同志写信给胡复明教授。

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参与了“真实”文本的修改。

4月20日、4月24日，《光明日报》及时派人到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处征求意见。双方同意《理论趋势》在《光明日报》前一天出版。

吴江、孙长江看了“真”文的校样后，认为文章很基础，于是放下手中的其他东西，专心修改这篇文章。4月27日，吴江、孙长江完成了《史》文本的修订工作。这份草案实际上是“真实”文本的第九稿。在这次修改中，吴江、孙长江将文中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修改为:“革命导师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根据上述宣言的修改等。)，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的、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绝对真理”或巅峰。他们不认为只要自己做出的结论无论实际情况如何都无法改变，更不要说根据个别情况做出的个别判断。他们总是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判断和指示，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不偏不倚。”

当天，吴江将“真实”文本修改稿提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定稿排印。他给《理论动态》的编辑写了一张条子:同志，请立即印出十五份，即寄给作者胡(耀邦)、杨(西光)、胡复明，然后空运空。吴江注中的“air 空一词，是指对已返回南京的作者胡复明的排版发送。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史》终稿，实际上是《史》的第十次修订。《史》文本的十次修改过程凝聚了理论界和新闻工作者的集体智慧。

《史》一文的发表和发表后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实际上是胡耀邦同志在理论指导下组织和推动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合力，扫清了思想、理论、思想领域的迷雾，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史》文章的发表，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光明日报》功不可没。然而，的责任编辑王始终认为的出版是70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必然产物。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讨论迟早会出现，不是这个作者写的或者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也是另一个作者写的或者在另一个报纸上发表的，或者以另一种形式反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