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大V、自媒体人司马南一连推出七支视频、发文数篇文章质疑“柳传志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联想高管薪酬过高掏空企业”，一时间，联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两极分化的氛围，要么将爱国民族情怀凌驾于商业之上，要么扣上反对市场经济甚至是否定改革开放的大帽子。无论是赞或弹，将联想发展过程的历史问题上升到极其敏感的路线之争，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联想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一家中国企业，也是跨国企业，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每个人对它都有不同的解读。

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经历风云变幻三十七年，商业文明在不断进化。从历史的眼光看，联想的许多重大决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没有先例可循。那些充满争议的点，从现在来看值得推敲，但回到当时设身处地看，却似乎合情合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过程，很多前沿探索并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也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只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符合商业规则和道德伦理，做到了国家、社会、企业与团队的多赢，那么这样的探索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我们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理性地分析联想的各个争议点，让大家多一个视角看待联想的若干历史问题。

胡锡兰该不该拿股份？

司马南在文章中质疑，胡锡兰是原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夫人，为什么会有联想的股份？不少人借题发挥，认为无功不受禄，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出。

客观地说，联想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与中科院计算所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早期，中科院计算所有形的、无形（如研发、人才、土地、品牌等）的资源，为联想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中科院计算所在很早就进行了体制改革，将创始团队所拥有的35%分红权转变成了实股，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与创造力。

太多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这样的改革越早越好，否则到最后可能是一地鸡毛。科龙空调因为改制碰到障碍，创始人潘宁出走之后一蹶不振；同样由于改制出现问题，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铤而走险，因贪污罪身陷囹圄15年，健力宝因此辉煌不再。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是改制的黄金时期，等到企业发展壮大了，改制就会越来越困难，科龙、健力宝就是典型的改制失败的案例。

除了联想之外，很多知名企业都是从集体企业改制而来，例如海尔从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变成了世界领先的家电集团，娃哈哈从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和海尔、娃哈哈一样，联想的快速发展跟改制改得早有直接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经济体制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改制的尺度怎么拿捏，特别考验人，一不小心就会吃牢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炒瓜子的年广九经领导人首肯后当做典型全国宣传，但最终步子迈得太大，因经济问题蹲了牢房；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在创业的时候，做好了把企业献给国家的打算；吉利汽车创始人李书福干脆把早期创办的一家企业直接给了国家。遇到开明一点的领导，企业可以顺利改制；遇到保守一点的领导，改制就会遇到障碍。

改制不仅对创业者是一种考验，对主管单位也是如此。改制得好还好，改制得不好，可能就丢掉乌纱帽。因此，不少领导对待改制选择了保守。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在自传《心若菩提》中曾提到早期企业改制问题，可谓是历经艰难。每个人看待事物的立场、角度、方式不一样，对改制的态度自然各不相同。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些保守观点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发展，但在当时，他们的想法并非没有合理性，例如他们担忧改制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造成新的分配不公等。

改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年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改制复杂性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改制极其挑战人们的智慧：是给创始团队分红权，还是给创始团队实股？哪些人有资格持股、持股比例多少？这些情况都异常复杂且无章可循，甚至是无例可循。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决定都可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

胡锡兰持有联想的股份，是不当的变相利益输出，还是正当合理的创始团队激励？网上流传的一份资料显示，胡锡兰1985年即成为了联想创始团队的一员，曾任北京联想通讯事业部总经理，直到2000年才退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胡锡兰在联想早期创业中做出过贡献，而且贡献应该不小。很多人拿胡锡兰是曾茂朝妻子的身份说事，但忽略了胡锡兰对联想的贡献这一基本事实。

胡锡兰该不该拿股份？只要上级主管单位和联想创始团队认可，合法合规且符合程序，这个股份拿得就是正当的。

把股份卖给泛海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另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是中科院将联想股份卖给泛海的旧事。有说卖贵了，有说卖便宜了，两方阵营各持一词。

国资转让所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是一个正常商业操作，例如2019年12月2日珠海国资委旗下的格力集团就曾以417亿的价格将格力电器15%股份转让给高瓴资本，成本是46.17元/股。而在11月29日，格力电器股票的交易价格57.71元/股，这也就是说高瓴资本折价20%获得了格力电器的股份。

和格力类似，代表中科院的国科控股将29%的股权以27.55亿的价格出售给泛海集团，司马南认为价格卖低了，涉嫌国有资产流失。同理，珠海国资委折价20%卖格力电器的股份，也是否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珠海国资委卖掉格力电器股份后，格力电器股价不断下跌，接盘者高瓴资本浮亏高达百亿，这算不算是国有资产及时止损？假设珠海国资委卖掉格力电器股份后，股价不断上升，那么这又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企业不断壮大，每一次股份的减持都会存在不同的解读。司马南所说的涉嫌国有资产流失，是基于卖掉之后联想股票价格上涨的事实，假如联想股价不断下跌，这是否意味着国有资产及时止损？

商业谈判本就是一个博弈过程，只要买卖双方都愿意，就无可厚非，有的上市公司会折价卖股份，有的上市公司会溢价卖股份，这都是正常的商业现象。

上市公司的股份交易价格存在诸多变数，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的价格变数更大。

被投企业的估值跟很多因素有关，而且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评估方法。有的根据市盈率，有的根据市销率，有的根据活跃用户数、用户增长率，有的根据技术的应用前景，有的根据创始团队的履历，有的根据市场先发优势，种种估值考量，不一而足。

科技公司的估值偏差很大，不能一概而论。今年元宇宙概念突然火爆，某互联网巨头以90倍代价将一家元宇宙公司收归囊中，显然超出正常估值范畴。当年，共享单车最火爆时，ofo的估值高达200亿，但短短两三年时间就负债数十亿，现在回过头看，当时ofo的合理估值到底值多少？恐怕一下很难说清楚。

中科院旗下的国科控股为什么要把联想的股权卖给泛海？我想很大的一种可能是为了确保联想创始团队的控制权与话语权。由于转让的股份比例高达29%，稍有不慎就会引进一个门口的野蛮人，引发董事会的战争，对创始团队的未来决策形成障碍。这显然会对联想长远稳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同等条件下，与其把股份卖给别人，不如卖给同盟者。基于一致性行动人的考虑，中科院、柳传志团队、泛海三方或许达成了某种默契。选择股权转让对象，本是中科院的权利，转给谁，不转给谁，柳传志无法替中科院做决定，最多只有建议权。将国有资产流失的欲加之罪安在柳传志头上，恐怕是搞错了对象。

正如珠海国资委把格力电器的股权卖给高瓴资本，非要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安在董明珠头上一样，这未免太滑稽了吧。

联想高管该不该拿天价高薪？

的确，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联想高管拿高薪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尤其在国家倡导共同富裕的背景下，这样的做法显得格外扎眼。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退休年薪为1千万元，没有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王石在万科早期改制过程中放弃高比例股份的事后补偿，具有某种合理性。

为什么高管拿高薪？根据杨元庆的说法，是因为联想的高管很多是外国人，拿的薪水标准参照的是惠普、戴尔这样的跨国巨头，作为联想集团的最高领导者，自己拿得低的话，底下的人就拿不到对标企业同水平的薪酬。而根据秦朔的猜测，则可能是由于杨元庆认购联想集团股份时贷了款，拿高薪是为了还贷。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为什么柳传志、杨元庆的2020年薪酬比2019年的薪酬突然高出了许多，是因为去年联想集团销售额增长达到了19.8%，尤其是利润增长高达70%，反应到绩效激励上，自然就拿得多了。如果戴尔、惠普的业绩大增，高管的绩效奖励也会相应上涨，这是国际惯例。当然，如果2020年联想业绩大幅下滑，他们不仅拿不到这么高的薪酬，而且连绩效奖励都拿不到；如果联想亏损了，按照持有股份的比例算，最终有可能白忙活一年，搞不好还要贴钱。

站在商业角度看，柳杨二人的天价薪酬虽然无可厚非，但它确实伤害了很多人的情感。有人认为，在薪酬激励上跟国际大厂接轨，在企业经营层面却打民族情感牌，这是一种“双标”。

联想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就必须适应全球的规则。在全球化上，许多知名企业都在这上面趟了雷，教训惨痛，例如当年TCL收购汤姆逊差点让自己破产，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在还没彻底消化完。它们有一个通病，便是因为没有适应全球化的规则，没有做到本地化。派过去的中国高管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根本不了解当地真实的市场情况、法律法规、地域文化，尤其低估了不了解中西方文化融合的难度，让自己陷入“并购容易管理难”的困境，吃尽了苦头。

在哪个山上，唱哪支歌。本地化是全球化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当年联想冒着巨大的失败风险蛇吞大象，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最终整合成功，渐入佳境，最终夺冠登顶。联想全球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适应了跨国公司的那套经营管理规则，做到了本地化，让全球人才为我所用。这也是联想高管，有很多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原因。

用高薪让全球顶级人才为我所用，华为全球化走的也是同样的路线。华为的研发人才来自世界各地，研发基地也分布多个国家。这些全球顶级人才，让华为在多个核心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华为5G技术取得成功，与一个俄罗斯不善言谈的天才研发人员有关。华为高薪聘请全球研发人才，联想高薪聘请经营管理人才。殊途同归，站在引进人才的角度看，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司马南在文章说联想高管拿天价高薪，联想普通员工不会答应，言外之意，这些普通员工没有享受到联想高速增长的红利，因而心理失衡。

联想采取的是高绩效激励，业绩增长快，绩效奖励拿的多。2020年，杨元庆拿的多，不代表员工拿的少。KPI考核是硬指标，尽管不同的职级、岗位有不同的KPI，根据部门、个人的表现各不相同，但整体业绩好，人均薪酬水平一定是上升的。根据职朋职业圈上网友统计，联想平均工资为12729元/月，年终奖平均21340元，这样的薪酬待遇在制造业中，算是中高水平。

有人说华为全员持股，才算是让所有员工真正的共享红利。当年，华为实行全员持股后，发现因为持股之后部分老员工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后来经过改进之后才让该项制度日臻完善。华为的全员持股制度，是特殊阶段的产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只能是非上市公司才能实行。

早1994年，联想就在香港上了市，全员持股既不合规也不合理。和全球著名的科技企业一样，为了发挥优秀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联想对优秀的员工实施了期权激励，确保他们能分享到企业高速增长的成果。少数员工不满意现状，不能代表大多数员工的看法。

当然，如果联想的高管们能拿出薪水上的一部分做公益慈善，带动人们共同富裕，那么他们遭受的抨击就会少很多。

联想集团有暴雷的风险吗？

司马南在文章中质疑联想集团90.3%的高负债率，一旦有供应商挤兑，就会有暴雷的风险。IT行业是高周转率、高负债率的行业。联想的负债率高，它的直接竞争对手更高。排名全球第二的惠普的负债率111.1%，排名全球第三的戴尔的负债率91.9%，负债率全部超过全球排名第一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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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庆曾专门回应过联想集团高负债率的问题，“IT 行业和房地产的负债并不相同，后者资金周转周期长，IT 行业周转周期比较快，从进货、库存到出货，数星期、数月内就能完成，不需要长期大量资本投入。在联想负债结构中，负的主要不是银行债，有息债比例小，约70%为供应商应付款，不需要利息。”

2020/2021财年，联想集团销售额4116多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9.8%；税前利润1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70%。最新季度财报显示，联想集团现金余额超过230亿元，再加上合作银行的二十多亿美元贷款额度可以使用，应对供应商的欠款应该不成问题。

谁强势谁就掌握话语权，是商业的基本规则。不仅在IT行业，很多行业都有对供应商压账期的先例。在家电零售业，国美、苏宁经常被供应商诟病账期压得太狠，但最后供应商不得不接受了之。当年格力与国美曾进行对抗过，但最后握手言和。要和头部企业做生意，就要接受这样的规则，除非所有供应商都不想和它做生意，或者它一夜之间倒掉，否则暴雷之说就无从谈起。

联想的高负债率与恒大的高负债率做类比，显然有失偏颇。联想的负债率主要来自供应商欠款，而恒大的负债率主要来自于各种借款。恒大爆发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房地产板块的负债率原本就很高，而新能源汽车业务投入巨大且短期看不到回报，当房地产政策风向有变时，难免顾此失彼，两头承压。

联想所在的PC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基本不受宏观政策影响。PC行业的本质是消费者导向，核心在于靠产品说话。尽管很多人怀念ThinkPad红点笔记本电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好品质，而现在的联想笔记本电脑更像是“大路货”。我们应该看到，笔记本电脑是一个极为细分的市场，ThinkPad主要用户是商务人群，但用户基数最大的是年轻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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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联想推出第一款互联网品牌产品——联想小新，起初主打超高性价比，后来小新逐渐年轻化，成为年轻人市场专属产品。2015年6月，联想针对游戏电竞市场推出了 “拯救者”游戏影音笔记本电脑，短短三年就占领国内游戏本市场30%的份额。很多人诟病联想是一个高级“组装厂”，但不可否认的是，联想有着不可比拟的供应链优势和规模化优势，能在性价比方面上做得更出色。这对追求物美价廉的年轻人来说，极具诱惑力。

抓住了年轻人喜好的联想，不仅迎来了快速增长，而且市场地位日渐稳固。如今，联想在中国PC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42%，创历史新高。有专家预计，今年联想的销售增长仍将超过两位数。产品的旺销为联想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良好的增长势头，则给了供应商未来的期许。由此可以判定，发生供应商挤兑现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贸工技”路线错了吗？

近两年，很多媒体人经常拿联想和华为比较，怒其在美国卡脖子的芯片核心技术上没有建树。认为柳传志的“贸工技”路线让联想沦为了一家平庸的公司，而任正非的“技工贸”路线让华为成为了一家伟大的公司。

如果把时针拨到二十年前，就会发现联想“贸工技”路线是一个现实的选择。那段时期，个人电脑的需求量处于井喷式发展的态势。北京中关村、深圳华强北、广州石牌桥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画面在很多IT人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彼时，个人电脑供求两旺，产业蓬勃发展。不管是品牌大厂，还是组装商家，都分享到了产业高速发展的红利。

应该说，联想是一家以营销见长的公司。当中关村的创业者热衷于组装攒机时，联想就提出了品牌化发展的思路，确定了“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核心诉求。此后，联想摆脱同质化的低端竞争，脱颖而出成为全国闻名的品牌大厂。吃到品牌红利的联想，由此更加坚定地走“贸工技”的路线。

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公开上市后的联想背负着巨大的业绩增长压力。长期与IBM、戴尔、惠普等国际品牌厂商的同台竞争，促使联想快速成长为一家与国际接轨、具有跨国公司思维方式的中国企业。因此，联想在很早的时候就引入了KPI。KPI是把双刃剑，它更多地关注短期业绩，而不是关注长期战略。多重因素的长期影响之下，联想对贸易、营销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

当年倪柳之争风波不断，直到现在很多人依然认为，搞技术的倪光南不该出走。在个人电脑供不应求的时代，如果联想把主要精力放在芯片研发上，很可能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半导体项目成长周期很长，从组建到盈利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更不用说芯片研发了。中国很多企业都有一个自主芯片的梦，但大多数都夭折了，直到2020年还发生了六个百亿级“中国芯”项目“烂尾”。

芯片研发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做支撑，是不可能成功的。1976年创立的苹果公司被人誉为是全球最伟大的科技公司，发展了四十多年，直到去年6月份，才宣布放弃在所有Mac电脑上使用英特尔的芯片，改用自主设计开发的芯片。可见，芯片研发是多么复杂、多么漫长的工程。

对当时的联想来说，根本没有实力去芯片研发，更谈不上与英特尔这样的巨头竞争。做芯片，只有联想达到一定体量之后，才有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贸工技”也许不是最佳的路线，却是最现实的选择。

招致更多人批评的是，联想都这么大规模了，盈利状况都这么好了，为什么不能学华为在芯片研发上走出一条路来，不再让美国人卡脖子。

投入到上游的芯片研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且不说芯片研发是个天文数字，失败几率非常高，单从产业链生态的游戏规则来看，上至美国政府、下到芯片供应商，都不太可能允许联想在芯片研发上有所作为。芯片是中美争夺科技话语权的重要制高点，美国不会轻易让中国企业坐享其成的。一旦它们意识到联想的威胁，极有可能也会祭出封杀的大棒。

华为业务非常多元，有2B业务做支撑，风险较为分散，美国政府对华为进行芯片封杀，无法对华为产生致命影响。联想的主要业务是PC业务，没有芯片根本无法存活，一旦被美国政府芯片封杀，对联想来说就是灭顶之灾。这是很多人批评者没有考虑或者刻意忽略的大背景。

尽管远没有到给联想下定论的时刻，但在很多人眼中，在杨元庆治下的联想被视为一家大而不倒的平庸企业。联想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未能有所突破，的确令人遗憾。我们在呼吁联想从利润拿出更多的钱用于研发时，也应该给联想更多的耐心，而不应该上升到“捶死而后快”斗争之中。

联想该不该多元化？

司马南在文章中说联想控股已成为金融帝国，在金融上获得的利润比卖电脑赚的钱还多。司马南说的是事实，但很多人不明就里，把联想控股和联想集团混为一谈，搅成了一锅粥。

联想控股是一家多元化的集团公司，联想集团是旗下的IT公司。联想控股的业务非常广泛，除了IT业务之外，还有金融服务（如卢森堡国际银行、拉卡拉、正奇控股、汉口银行、现代保险、联保投资等）、创新消费服务（如三育教育、拜博口腔、上海德济医院、寻医问药网等）、农业（佳沃集团）、新材料（联泓集团），以及财务投资（如联想之星、君联资本、弘毅资本等）。

把联想控股和联想集团搅合在一起，会让人误以为，联想集团不好好做IT主业，不务正业搞起了金融。事实上，多元化经营的是联想控股，与联想集团没有关系。联想集团专注做IT，并没有做别的行业。

关于专业化还是多元化的问题，企业界、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多元化战略，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国内外很多著名的科技企业，都曾在多元化上栽过跟斗。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韩国三星社长李健熙投入了30亿美元豪赌汽车，犯下了他职业生涯里的最大错误。金融风暴后，背负170亿美元债务、资产负债率高达366%的三星集团濒临破产。那一年，李健熙喊出了著名的口号：“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李健熙总结：“危机总是在你自认为是第一的时候降临”。与三星的情况类似，TCL曾进军多个行业，后来因并购汤姆逊而陷入困境，不得已之下，TCL大刀阔斧地变卖资产，最终实现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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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GE就是典型例子。GE前CEO杰克·韦尔奇是多元化战略最坚定的一个，但也是对重组、并购和卖掉业务最热衷的一个，其中“数一数二”是他衡量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准。杰克·韦尔奇认为，将有限的资源应用在利润最高的业务上，并快速地建立这个业务上的竞争优势，取得垄断地位，这才是企业制胜的关键之所在。

联想控股的战略投资，基本上符合杰克·韦尔奇的“数一数二”标准。

• 在支付市场，拉卡拉的市场份额一度超过20%以上，后来支付宝、微信支付加入战争之后，拉卡拉仍然排名在第二梯队的前列；

• 在新材料领域，联泓集团2019年在国内EVA电缆料的市场份额排名行业第一，在聚丙烯薄壁注塑市场占据了国内约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 在农业食品领域，佳沃集团的蓝莓2018年年产值17.8亿元,市场占有率已超过60%。

这三家企业都是上市公司，而且在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着绝对的竞争优势，都有很强的自我造血能力。

2020年，联想控股营收4175.67亿元，同比上升7%；归属于权益持有人应占净利润为人民币38.68亿元，同比上升7%。可见，联想控股的多元化战略，并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大跃进大冒险的多元化，而是稳健发展的多元化。

联想小额贷的不良率高吗？

这场论战中，还有一个争议点，关于断头贷的质疑。要了解拉卡拉，就得从它的发展历史说起。

• 在2011年之前，拉卡拉主要为消费者提供信用卡还款服务、便民缴费等；
• 2011年，拉卡拉在拿到支付牌照后开始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银行卡收单服务；
• 2015年拉卡拉推出得智能POS机，帮助中小微商户实现收款、记账一体化；
• 2018年，拉卡拉转型为侧重于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的金融型支付公司；
• 2019年，拉卡拉宣布进入战略4.0时代，从一家支付公司升级为综合性企业服务公司。

根据《财经无忌》的分析，拉卡拉收入分为收单业务、个人支付业务、增值金融业务以及积分购业务，其中主要收入来源是收单业务，占营业收入近9成。小额贷款业务，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和很多行业一样，小额贷款行业也经历了先乱后治的过程，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过程中，整个行业也经历一次自我进化。

金融行业是一个强监管行业，尤其是在小额贷方面，监管更是严之又严。作为拿到金融支付牌照的科技金融类上市公司，拉卡拉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受到严格监管。断头贷是明确的违法行为，需要有关执法部门审查之后才能下定论。冒然地就扣上断头贷的帽子，显然有失公允。

翼龙贷（益农的意思）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借助互联网技术为“三农服务”。时至今日，帮助超96万人次的“三农”家庭、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因为有益于三农，新闻联播曾正面报道过翼龙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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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将小额贷与暴雷的P2P网贷相提并论，其实是一种误读。小额贷款不能与高利贷简单地画上等号。尤努斯曾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帮助孟加拉的底层人群实现创业梦想，被誉为是“穷人的银行家”，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家为什么放开小额贷，其中有一个重要背景是，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盛行扰乱了整个金融秩序。小额贷既有利于规范金融秩序，又能帮助解决中小微企业、底层人群的资金之需。

一些不法分子、无良员工与加盟商借着拉卡拉、翼龙贷的幌子触碰红线，最终获得了法律的制裁。个别人犯了事，就认为这家公司是一家“作恶”的企业，这对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看的是，它们是否整个公司有组织地违法乱纪，是否存在系统性失控风险。

从公开的信息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迹象。我们不应该以偏概全，引导风向，随意定性。对一些人来说，上下嘴唇一碰，似乎是快意恩仇，但最终对企业带来巨大的伤害。这是否也是一种网络暴力？

司马南在文章中指出，正奇金融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及2020年3月末的贷款不良率分别为6.06%、7.04%、5.62%和5.88%。他认为正奇金融的不良率太高，他参照的是商业银行的2%不良贷款率红线。

正奇金融不是商业银行，不能简单参照商业银行的标准，应该参照小额贷的整体不良率。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银川市金融工作局发布一份小额贷款行业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宁夏全区共112家小额贷款公司，不良贷款余额16.9亿元，不良率36%。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重庆全市共有小贷公司（包括网络小贷）265家，小贷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为9.43%。

客观地说，正奇金融的贷款不良率仍然还有下降的空间。下降到多少合适？没有统一标准，不过可以参考河南省的网络小贷监管指引，该指引建议小贷的不良率不得高于5%。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正奇金融还有0.88%的下降空间，但如果对照宁夏、重庆的小额贷不良率，远没有达到不可控、高风险的地步。

联想控股买卢森堡国际银行，买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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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想控股地卢森堡国际银行是联想控股的一个特殊存在。2018年，联想控股以15.3亿欧元获得卢森堡国际银行89.936%的股份。卢森堡国际银行是卢森堡的第三大银行机构。总资产238亿欧元，2017年总收入5.53亿欧元，净利润1.17亿欧元。从诸多财务数据来看，卢森堡国际银行表现良好，是一个财务非常健康的公司。

有人质疑，联想控股买卢森堡国际银行的股份买贵了。一般而言，世界性银行的市盈率大概为12-18倍。取其中间数15倍市盈率计算，罗森堡国际银行的估值为1.17亿欧元乘以15倍再乘以89.9636%，等于15.78亿欧元。这与联想控股的出价，相差无几，符合正常并购逻辑。

卢森堡国际银行具有上市的潜力，而高层也有类似的计划安排。如果联想控股将卢森堡国际银行带上市，将在中国金融史上书写重要的一笔，给联想控股带来丰厚的回报。

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对联想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由于联想控股过度依赖联想集团的表现，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将其发展成为另一个支柱产业，能打破这种依赖性。与此同时，它仍具有桥头堡的效应，它可作为联想控股走向欧洲市场的一块敲门砖。它不仅可以给联想控股的成员企业提供输血，而且为中国企业走向欧洲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除了纯粹的财务回报，其战略意义也非常重大。这也许是联想控股不远万里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的真正目的所在。

有人刻意指出，卢森堡是避税天堂，让人对联想并购卢森堡国际银行产生不良的猜测。如果每一笔交易和并购都用有罪论来推测的话，中国企业干脆不用出海发展了，中国企业也不用并购海外企业了。

回看联想控股的多元化，绝大多数都是成功的，极少有失败的案例，其营收、净利润也在不断增长。这从某种程度上，联想控股是一家投资风格十分稳健的企业。如果用放大镜甚至用有色眼镜去看待每一笔并购、交易，未免太过苛刻。更何况，做投资不能确保百分之百成功。

曾有人做过统计，获得风险投资100万美元以上的2000家创业企业，失败率高达75%。如果把某个项目的投资失败，都视为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的质疑不仅不合理，甚至是有些恶意了。

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科院早期投入的20万元，变成了数百亿，国有资产大幅增值。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在个别项目上买贵了或卖便宜了，都是正常现象。谁没有马前失蹄的时候呢？连乔布斯都曾犯过重大的战略失误，何况其他人。

联想控股的核心业务，多为上市公司，受公众监督，柳杨二人拿天价高薪，是拿阳光的钱。以他们今时今日的地位，没有必要为了省点税钱，而花15亿欧元收购一家欧洲银行吧？

让商业的回归到商业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企业经营的问题，应该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企业改制的问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联想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它的很多探索都没有先例，包括它的企业改制、贸工技路线、全球化战略等。在混沌中前行，难免会犯错，也可能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与情感。长期处在聚光灯的联想，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联想更是如此。

在中国的大企业当中，联想是一家相对保守的企业，这让它看起来有些平庸，但很稳健，很少犯错。柳传志有句话叫，“踩实了就跑”。他从来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无论是IT业务板块，还是金融业务板块、农业食品板块、新材料板块，都走得很实。从联想控股旗下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上看，它们的财报都比较健康，很少看到系统性的风险。在上市公司频频暴雷的今天，这颇为难得。

我们看到，这几年，一些企业为了抢赛道、抓风口，动辄数亿、数十亿投资一家短期看不到盈利的企业。这样的情况在联想身上很少见到。它不像互联网出身的创业英雄大开大合，反而身上具有浓厚的“制造业”印记。这决定了它的投资风格偏向稳健、保守。即便是偶尔任性地玩一次蛇吞象的心跳，也是遵循规律、遵从规则，最终获得成功。

联想的一些举动、高管的部分言论充满争议，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它在不断发展壮大中做到了多赢。它不仅没有给国家、社会添乱，而且缴纳了数百亿的税，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问题，让国有资产从20万变成了数百亿，中国也终于有了能在全球市场上与欧美巨头一较高下的品牌。

中国品牌在欧美发达国家生存、发展非常不容易，尤其当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更是如此。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围追堵截，联想要想在美国市场获得长期发展，必须慎之又慎、如履薄冰。既要适应全球规则，又要避免伤害民族情感，联想的每一步都像在刀锋上舞蹈。杨元庆一句“联想是一家全球公司、不仅是一家中国公司”就引来滔天口水，甚至引发一场公关危机。联想之难，可以想见。

在中美关系相对融洽时，联想被奉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典范；当中美关系相对敏感时，联想却被激进的爱国主义者视为“卖国”。这何尝不是一种“双标”？

我们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站队，更不是为了洗白联想，联想的未来牵涉到六万多人的命运，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对联想都是不公平的。在舆情汹涌之下，尤其要保持冷静与客观。请大家理性吃瓜，客观判断，是为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