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民心、民情联系在一起，蕴含了习俗、行为习惯，人们的基本观念，文化的沉淀……这些社会层面的东西集成到政治层面，做一个统一性的安排，和整个社会的状况充分结合在一起，形成制度。

采写︱张弘

古代“世界的中心”希腊德尔菲古镇。（图源：视觉中国）

自近代以来，西方一直缠绕着中国。从晚清士人睁眼看世界开始，中国人经历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对抗西方、接触西方等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增强。

然而，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对西方依然存在各种认识误区。作为和中华文明一样伟大的文明，西方文明的诞生和成长有着自己独特的轨道和足迹。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筠看来，在西方文明中，政治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西方的政治制度就与中国秦代到清代的帝制有着截然的不同。西方在近代能够诞生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固然是诸多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但政治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在此前出版的《西方史纲》，以及最近出版的《罗马史纲》中，李筠都反复强调：政治制度是文明的硬核。

李筠的研究和写作，虽然以西方为对象，但字里行间却饱含着对于中国的现实关怀。他对西方历史的提纲挈领，一定程度上是为中华文明提供参照；他对罗马作为一个超大共同体兴衰的叙述和分析， 可以让读者思考中国三千多年来统治方式的得失。

几年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曾在中国引发很大反响。在书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A. 罗宾逊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概念，这些观点与李筠对制度的强调颇为吻合。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政治学家教授菲利普·佩迪特在《心同此理》中的阐述，也与此不无暗合。西方政治制度的生成和变化，对于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政治制度在中西方历史上的作用、中国古代世界与西方古代世界的差别、制度的诞生和成长等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李筠。今天发布的是第一篇，明天发布第二篇。

李筠，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系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传统与政治现代化、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理论。著有《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英国政治思想新论》等等。得到App《西方史纲50讲》主理人。

用平等的眼光来看，西方文明也没有中断

燕京书评：你在《西方史纲》和《罗马史纲》都强调，政治制度是文明的硬核，那么，是否可以说，制度是西方文明现代崛起最关键的要素？

李筠：一个巨大的成功肯定是由多种因素凑成，甚至多因素之间还有风云际会的味道，过了时间窗口，错过了机缘，也不一定凑得到一块儿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甚至不可复制的状态。我们后人回看历史的时候去分析这些因素，当然会去剖析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

每个学科都会有自己最在乎的那些因素。我们政治学讲制度最重要，大概法学家也会同意，因为法律基本上也是制度。但经济学家可能就觉得要打一点折扣，因为很多从民间、市场涌现出来的力量，并不见得开始就是制度形态；虽然经济学家对制度的亲和性也很高，但认同制度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一点。如果讲到文化、宗教，这些学科的学者可能会觉得，基本观念的变化、世界观的变化最重要……其实，每一个学科都可以讲到自己强调的因素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