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海南万宁长丰镇，当地人刘进坐在一家台球室门口，翘着二郎腿，左手夹一根烟，嘴里嚼着槟榔。从12岁吃到56岁，张嘴露出一口黑牙，舌头被槟榔和贝壳粉染得通红。
海南万宁，这座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县级市，以吃槟榔、种槟榔、槟榔初加工闻名，早在2011年就被原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槟榔之乡”称号。截至2022年，万宁有242家槟榔初加工企业或合作社，近30万农民从事槟榔种植。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很多人做着与槟榔有关的活计。
每年10月，是万宁槟榔采摘、收购、加工的旺季，今年槟榔鲜果价格又创历史新高。但靠槟榔过活的人们，鲜有收获的喜悦。
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局长刘立云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槟榔黄化病发病面积已达67.1%，槟榔减产约一半。早在今年9月17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要求自当日起，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
10月本是槟榔加工的旺季，但据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初步统计，截至10月13日，却有约70%的加工厂尚未开工。“最怕过一两年政策更严厉，禁止销售槟榔，五十多万亩槟榔地，不知拿来干什么”，刘立云说。
当地一度提出，“把小青果做成大产业，小槟榔做成大民生”。但在黄化病和政策的双重压力之下，这座以槟榔为农业支柱产业的小城，如今被焦虑笼罩。
10月11日，农户陈国明准备在台风来临前，再割一次槟榔。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槟榔小城
十多名槟榔小贩端着塑料盆，围在两块红地毯边上，等待行动的信号。
直到槟榔鲜果从蛇皮袋滚落，在地毯上撞出沉闷的声响，人们迅速蹲下身子挑选槟榔——每晚9点，这一幕都在万宁中央北路的四叔槟榔批发店上演。
这些槟榔，被称为“南调果”，供给本地食客。个把小时前，由“四叔”朱学飞的伙计，从同在海南的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拉回。而质量稍逊的“北调果”，大多将在烘干后运往湖南深加工。
即便每100斤槟榔只有二三十斤佼佼者“现身”朱学飞的红毯，小贩们仍要早早赶来，挑出更拔尖的，在当晚或次日出售。
10月10日晚，朱学飞也蹲在地上，帮老主顾挑选——青色、表面光滑、个头胖且尾部拱进去些的果子，追求耐嚼、脆爽的口感。细腻的上好贝壳粉，至于蒌叶，最好是爱心型、厚实些的。他分享秘籍时，被女儿用方言打断，“哎，你不用讲那么多”。
批发店，像是一条静脉，经由街头小贩这些毛细血管，将槟榔输送到万宁人嘴里。一片槟榔，配上刷有贝壳粉的蒌叶，三者共同作用，咀嚼出的汁水变为红色。万宁的大街小巷，留下残渣的斑斑红迹。槟榔的味道，在老饕们口中变得麻木，他们只记得最开始吃的时候，像喝醉酒那样，还出了身汗。
10月11日，北大镇一位农民在折蒌叶，准备吃槟榔。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早在南宋时期，王象之就在《舆地纪胜》中记载：“琼人以槟榔为命”。万宁当地人能说出更生动的案例：八九十岁牙齿掉落的老人，敲碎槟榔，用牙床抿出汁水；早年槟榔短缺时节，咀嚼槟榔树的嫩根，替代槟榔果；槟榔花，被用于煲鸡汤；甚至在牙刷尚未盛行时，用槟榔果刷牙清新口气；如今，婚丧嫁娶的宴席上，仍离不开槟榔。
一年四季都有槟榔供应，成了朱学飞的杀手锏。
乐东县的槟榔能从8月摘到12月底，次年1月到4月从琼中和五指山进货，5月起则进口缅甸和越南的槟榔。“槟榔多的时候，谁都要的到果，槟榔少的时候去哪里要”，朱学飞说，物以稀为贵，去年最贵时，一斤槟榔卖到215元。
10月份，市面上槟榔正多，朱学飞这儿，一斤槟榔批发价在38元左右。他心里门儿清，3个槟榔卖10块钱，街头的槟榔小贩差不多能挣4块，“一天卖几百块，上千块钱的都有”。
53岁的“铁嘴”王爱花，几乎就是这样一位当地槟榔食客人尽皆知的头号人物——卖得早、量大、果子新鲜。甚至有传言称，富商每月给她一万元，在馋槟榔时立马送去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