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细节,一般不为读者注意,即王惠和蘧太守交接南昌太守一职。按常理,此时王惠已经到任升堂,下属们都来拜见了新上司。蘧太守来拜过,王惠也回拜过,礼数都很周全,两人换了印信,就可以各奔东西了。但书中有句话:“为这交盘的事,彼此参商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也就是说,在关于账目以及各项公物、公事的盘查和交代中,还有很多事没有搞明白,王惠不肯办手续,尽管遽太守归心似箭,他也无法走脱。

  这就涉及到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黄恽先生写过一篇《古代官员的接任与卸任》,文中根据光绪初年上海道台刘瑞芬的日记,总结了中层官吏的接篆仪式:首先是旧道台封印,随后是新道台一系列折腾,走完所有既定程序,如坐着轿子,从东面抬往西面,过了县衙门,还得一直去,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叫做紫气东来;轿子过了三牌坊,兜走太平街,再往东行,以取“太平无事”之意;到了道台衙门的西辕门口,并不进去,仍旧往南,又折北,由东辕门进署,这叫做兜青龙。然后祭门、谢恩、拜印、升堂等。应该说,这些程序在更早的以前就存在,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仪式少不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所有参与者都驾轻就熟。但这不能算交接的重点,重点还是在人、财、物上。

  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的局面。所谓的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设置了掌管财政的机构如户部之类,但公共财政历来是皇家的提款机,几乎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花点钱又算什么。具体到下面也一样,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帮助管理钱粮,但衙门里的各种花销也要从钱粮里面出,公款私款依然纠结在一起,混杂着用也就难免了。

  正因如此,官员交接时就有了好戏看。走的人想多带点钱物,接手的希望前任多留下点。虽然都打着一心为公的旗号,但实际上考虑的都是自己的腰包,拨着自己的小算盘。那时又没有专门的离任审计,接手者认账,交接就能顺利完成;不认账,前任就走不了。不过,接任者也有离开的那一天,也得考虑自己将来面临的境况,所以只要没有太大问题,就会睁一眼闭一眼,让前任平平静静离开,反正自己还有搜刮百姓的机会。除非是亏空太大,估计自己几年内也弥补不上;或者本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家伙,故意刁难前任,从前任那里刮点油水。唐朝时,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因为在仓库数字上有争议,就曾找来前几任的交割状勘验,并上书皇帝:“诸镇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播、段文昌、崔从相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接任者未雨绸缪,要把接手的钱粮打折扣才行,甚至打了一半折扣。

  王惠不肯交接,蘧太守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来拜访王惠。蘧公子对王惠说,老先生不必费心。我父亲在此做官数年,仍保持着儒生习惯,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生活简单;历年积攒下的俸禄,约有二千两银子。我父亲知道您一直当京官,收入少,开支清贫。如果您认为接手的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不够的,我们把这两千两银子全部送您填补。王惠一听这话才放下心来,请蘧公子吃了顿饭,高高兴兴把他送走了。

  其实不光是接任者为难前任,前任若豁出去跟继任者死磕,继任者也不好办。不像现在,有组织部的人或者相关领导陪着来做交接,那时就是一个人拿着个委任状去找另外一个人,双方必然会有一个交锋。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达成默契和妥协的过程,虽然有利益之争,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把事儿搞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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