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的最初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回生。”
鲁迅在青年时期也曾受到过民族主义革命的沾染，他晚年回想当时的情景写到：“时当清朝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嚷复仇和对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酷的记载，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缮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愿望使忘记的旧恨回生，助革命胜利。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出来，还有《黄萧养回头》及其他单篇的汇集。”
由此可见，当时明遗文献的流传与革命思潮的兴起有着亲密的接洽。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扬州十日记》。
其实，在强烈的“反满”民族情感推进下，“扬州十日”所描述的内容已经没那么主要，它激起的民族情感的历史意义已经超出了历史事件的本身的真伪性。
《扬州十日记》通过深入揭穿清兵的暴行，令宽大读者在心中形成了“排满”的愤慨，并自然与民族大义接洽在一起。
革命党人在“反满”的政治宣扬中，大批翻印了明史资料，以及借此论述了诸多的政治理论，在众多的宣扬读物中，邹容的《革命军》是其中的佼佼者。
受明末历史影响颇深的邹容将满腔热血倾泻在《革命军》一书中，对当时的浏览者以影响力和震动力。《革命军》销量极大，曾印刷了 20 多次，销量高达110万册之多，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
因为《革命军》与《扬州十日记》常合刊发行，所以《扬州十日记》的影响也因此更加普遍。
《革命军》以论述《扬州十日记》等明史资料的内容为开篇，声泪俱下的控告满人对汉族同胞的残暴屠杀，以为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是当日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不过是略举一二而已，不敢假想当初有多少个扬州和嘉定浸染在满人屠杀的血泊之中。此外，满人还纵军焚掠，所到之处，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汉人芸芸，国破家亡，吾忆之，恻动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
邹容的《革命军》中洋溢的满腔民族情感，正是其在浏览《扬州十日记》等明史著作之后的情感升华。邹容以为汉人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
他并将颠覆清廷统治与民族主义理论接洽起来，以为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把汉人要革命的原因归罪于清廷的“异族”统治。
维新志士谭嗣同在读完《扬州十日记》之后感叹道：《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戮掳掠，莫不如是。
他举一反三，和邹容不谋而合，都由此联想到汉人受到的灾害和不幸，在书中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因而更增长了他心中民族情绪的集聚。
田桐在《亡国惨记叙》中哀鸣：亡国之惨，又莫如我中国之明季，夫我中国明季之亡之惨，何以与他国不同，罗马之亡也无此惨，印度之亡也无此惨，波兰、犹太之亡也无此惨。
又大声疾呼到：吾愿读《亡国惨记》者，于安居饱食之时，勿忘扬州、嘉定、江阴、南雄、九江、金华、福州诸地之被屠之时之神号鬼哭、刀剁斧砍之声也。
梁启超曾自己描写道：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未尝不热血溢涌，令人发指眦裂。
此外，如熊成基读《扬州十日记》，乃至流泪不止；
朱峙三读完《扬州十日记》之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屠杀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
革命党人张汇滔读了《扬州十日记》后，感愤泣下，后在日本加人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
蒋翊武甚至阅未终卷，便愤然指斥清朝推行民族压迫的政策……；
冯玉祥回想他自己在读《扬州十日记》后便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暴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汪精卫在《民报》上哀叹道：呜呼！骄傲洲入寇以来，所至屠城，杀人如麻……尝怪今人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诸记者，即甚驯静，亦未尝不作愤懑之色，而于虏每岁杀人之数，则不为约略以记之，何可胜数？！
这些都是浏览完《扬州十日记》之后由衷的心声，这将在很大水平上指引浏览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革命行为。
以《扬州十日记》为代表的革命思想宣扬，归根到底是为颠覆清廷政权、恢复汉族统治服务的。
正如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所言：“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
无论如何，以汉人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极大的增进了民族思想的流传。群众觉醒的进步和他们加入革命活动，是革命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这场以“排满”为主题的民族革命宣扬的意义和目标显而易见，尽管革命思想的萌发可能是纯洁感性的民族情感，而一旦将这种感性格绪转化为理性维，革命的动员和理论的成熟将指日可待。
【撰稿】朱儒超【读史品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