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起，各级官员由国度任命，国度向赴任官员供给住房也就逐渐趋向制度化。汉高祖刘邦规定：“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到达2000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也是开国优待功臣的一种办法。
西汉末年，董贤为邀宠，休假也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汉哀帝便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可见官吏家眷随官吏住在机关大院，已经比拟广泛了。历代还有很多在“官舍”内娶妻生子的：宋武帝刘裕就生于“丹徒官舍”；欧阳修也是在其父任绵州司户从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所官宅改为“六一堂”，以志纪念。
居住于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危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不给其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大众中威信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终于到达令他郁愤而卒的目标。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淳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淳得知后，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大众。后来章淳自己也被贬到雷州，也得向当地大众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回答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政治奋斗之剧烈，就这样反应在了住房问题上。
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日趋完美甚至繁复化，官多房少的抵触开端凸显。唐朝时，仅京官就有2620人，而伺候他们的吏胥、杂役、卫士和小丫鬟、老妈子等人数更是翻倍。
东汉时，光禄大夫张湛“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一个秩比2000石的高等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尺度，搬到600石级别的候舍去，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但京师官舍紧张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皇帝为了表现对大臣的关心，会特赐一部分高等官员携眷入住国有宅第，并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唐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就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安禄山一造反，房子也就没收了。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也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供给，不许带走或添置。明洪武时，黄州府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揭发，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道：“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一样也带不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后，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因肮脏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则，即使贵为宰相，也不得违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