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艾被抓原委
司马昭派出的伐蜀大军有三路，两路进攻，一路防守。担负进攻的两路是征西将军邓艾和镇西将军钟会。
可是，伐蜀胜利后，担负进攻义务的这两路大将都逝世于非命。
邓艾和钟会两路大将的逝世，源于一场四方斗法大戏，其弯曲庞杂水平远超过伐蜀本身。
司马昭用钟会伐蜀，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
西曹属邵悌，一个小秘书对司马昭说：“钟会难信，不可令行。”邵悌是两点意思，一是钟会这个人志大才疏，可能胜任不了伐蜀的义务；二是钟会这个人如果伐蜀胜利，恐怕会有异志。
司马昭嘿嘿一笑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钟会灭蜀必定能成，而如果他有异志就必定失败：
取蜀如指掌，而众人皆言不可，唯会与吾意同。灭蜀之后，中国将士，人自思归，蜀之遗黎，犹怀震恐，纵有异志，无能为也。
司马昭用钟会也是不得已为之，因为他早就看出钟会此人“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
可是，司马昭伐蜀的意志非常坚定，满朝文武除了钟会没有人支撑他伐蜀，就连身经百战的名将邓艾都强烈反对。因此司马昭用钟会是为了灭蜀，对灭蜀之后的形势司马昭也预感得很准。当时的蜀国经过连年战斗已经非常贫困，这些伐蜀的将士家小都在魏国，因此将领们不会跟着钟会折腾。
钟会比司马昭差了几个数目级，他对大势的走向完整不清晰，因此伐蜀胜利后，他开端有了异志，只是还有邓艾军在跟前，他颇为忌惮。
钟会是有智慧的，没有机遇就发明机遇，他给司马昭写信说邓艾要造反，成果，司马昭让他擒拿邓艾。
其实，司马昭要拿邓艾，钟会的信只起了一小半的作用，大半的原因在邓艾自己身上。
要论灭蜀的功绩，邓艾比钟会大。邓艾一军只三万，而钟会大军有十余万，两路军伐蜀，最后却被邓艾占了先。
邓艾打到成都俘虏后主刘禅时，钟会还在广汉。因此灭蜀之后，司马昭论功行赏，封邓艾主管军事（太尉），位于三公之列；封钟会主管行政（司徒）。
司马昭的封赏颇有意味，邓艾依然控制兵权；而钟会却被剥夺了军权。
此时钟会拥有的兵马是邓艾的五倍以上。
以当初出兵的支配看，邓艾是征西将军，这是一个临时职位，意味着打完仗就调走，而钟会是镇西将军，是要常驻当地的。
成果却让邓艾控制军权，钟会负责行政，也意味着钟会手下的十余万大军要交给邓艾。于是，钟会对邓艾相当不服气。
钟会有人有枪，便在蜀中降将姜维的劝导下，为树立新蜀国做预备。
可是，邓艾先犯毛病了，他本人大军在手，还没有回朝交令，就在成都给司马昭写信，请求率领灭蜀的虎狼之师伺机灭吴。
邓艾的这种行动，不能不让司马昭发生联想。当初伐蜀，邓艾坚决不赞成，最后出兵还是司马昭强压的成果。现在没有司马昭的命令，重兵在握的邓艾居然自动要伐吴，这让司马昭很不愉快。
司马昭提示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意为所有的事情必需汇报，没有得到同意不能采用任何行为。
司马昭的话是警告，如果邓艾答复一声：“遵命”则万事皆休，可是邓艾却依然要进兵东吴，而且有显著的抗上：
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度，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
邓艾的意思，只要有利国度和社稷，他就可以独断。
可想而知，司马昭接到邓艾的信必定非常愤怒，这时，他又收到了钟会的来信，说邓艾“所作悖逆”，意思是邓艾要造反。
于是，司马昭命令钟会“槛车徵艾”，即抓捕邓艾并送回京城。
二、邓艾被谋杀原委
钟会也是聪慧人，他想反水，可是身边还有监军卫瓘，为了除掉卫瓘，他让卫瓘去抓邓艾。所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卫瓘抓了邓艾更好，抓不了邓艾，让邓艾杀了卫瓘也不错。
成果，卫瓘抓捕了邓艾。
钟会面抓了邓艾，认为没有人能制约他，就开端反水。
钟会的战略，以蜀将姜维率本部人马五万为先锋，立刻北上入陕抢占斜谷，为后面的主力买通出川途径，自己亲率主力随后跟进，两军会师长安；尔后再兵分水、陆两路东向，步兵经水陆由渭水入黄河，五日之内直插孟津，攻占孟津后快速南下汇合陆路骑兵，两军再会攻洛阳。
钟会的意图：“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
钟会想得很幻想，可是他的手下正如司马昭预感，都不想打仗。于是在监军卫瓘的设计下，这些魏军杀了钟会和姜维。
钟会被杀时，邓艾已经走在了回京的路上。既然清晰了是钟会谋反，那么被钟会诬告的邓艾就已经脱罪，于是，邓艾的将士们欢呼雀跃，他们赶着去追回邓艾。
可是，卫瓘却不想让邓艾活着回到京城。
首先，说邓艾谋反是卫瓘和钟会共同向司马昭打的报告，而且又是卫瓘亲自抓捕的邓艾，一旦邓艾回到京城被重新启用，他卫瓘第一个吃不了兜着走；其次，钟会伏诛，靠的是邓艾的军队，如果邓艾回来，这个天大的功绩便不属于自己。
于是，卫瓘让邓艾手下的护军，曾在江油差点被邓艾斩首的田续去斩杀邓艾。
田续当夜便率军在绵竹三造亭邻近将邓艾父子及其手下一行截住并全体斩杀。
三、司马昭如何看待邓艾的被谋杀
司马昭最初防的是钟会，他并没有想到邓艾会造反，可是以邓艾自己的作为，以及钟会和卫瓘告邓艾谋反的书信，让司马昭信任邓艾是比钟会更危险的人物，因此他才要钟会抓捕邓艾。
可是对一位手握重兵的“造反”将领，司马昭没有就地将之斩杀，却要千里迢迢押送京城，司马昭就不怕夜长梦多吗？司马昭如此做，解释了两点：
1、司马昭并不怕邓艾造反，至少以为邓艾成不了事，正如他在钟会出兵前说：“纵有异志，无能为也。”
2、并不完整信任邓艾会造反，因此想让邓艾回京城弄清原委。
可是邓艾逝世在了半路，司马昭清晰邓艾的逝世因吗？
以司马昭的权略，向邓艾手下的众多将领稍做懂得就清晰邓艾之逝世的原委，因此他不可能不知道邓艾事件的本相。
可是司马昭却不，也不能为邓艾平反昭雪。
因为这一员身经百战又战功赫赫的将领，造诣了灭蜀大功却逝世于含冤和谋杀，必需有人负责。抓捕邓艾，使邓艾含冤下囚是司马昭下的命令，因此第一义务人非司马昭莫属。贤明神武、雄才大略的司马昭是不愿意承担这个义务的。
不仅不愿意承担义务，司马昭还要大力甩锅，将邓艾叛乱做成铁案，因此他加大对卫瓘的嘉奖。
灭蜀后，卫瓘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司马昭大封卫瓘，卫瓘则谦逊地进行了表演，“固让不受”，他说：
克蜀之功，群帅之力，二将跋扈，自取消亡，虽运智谋，而无搴旗之效。
卫瓘一方面表演谦逊，说自己只是用了些智谋，没有率领大家灭蜀；一方面铁口铜牙地说邓艾是自取消亡。最终，卫瓘得到了最大的封赏，“使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卫瓘从一个监军，成了手握重兵的实权人物。
在司马昭和卫瓘两人的重压下，没有人敢为邓艾伸冤，形成了对邓艾“人皆冤之，而朝廷无为之辨者。”大家都知道邓艾案是冤案，可是没有人敢为之伸冤。
后来灭吴的辅国大将军王浚，依据自己的体验说得很清晰：“惩邓艾之事，惧祸及身，不得无言。”
大家都畏惧惹祸上身，因此不为邓艾说话。
四、司马炎如何看待邓艾被谋杀
公元265年，司马炎登基做了皇帝，他对邓艾案的评价有了松动，首先认定邓艾“失节”，即没有事实上的谋反，却有谋反的意图。但是邓艾在被抓的时候，是“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意思是邓艾束手就擒而没有对抗，因此可以大赦，他的子孙可认为他祭祀。
司马炎如此的评价，只可能是两个原因中的一个：
1、司马炎不清晰邓艾事件的原委，因此只能保持他父亲司马昭对邓艾的定性；
2、司马炎清晰邓艾事件的原委，但他要保持司马昭对邓艾事件定性，只不过处置方法上有所松动。
二年以后，议郎段灼特意上书为邓艾鸣不平：
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臣窃悼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状……虽违常科，有合古义，原心定罪，本在可论。
段灼亲眼见证了邓艾的被捕，他敢对司马炎大声说，一是因为司马炎比拟容人，二是他本人已经70岁，感到活够了，“七十老公，反欲何求”。
对段灼的上书，司马炎只是“善其言而未能从”，承认段灼说得对，但是不更改对邓艾的处置。
司马炎的态度，解释他很清晰邓艾案的真实情形。
又过了六年，即公元273年，司马炎和蜀国的降臣樊建聊天时叹气：“我怎么得不到诸葛亮这样的人呢？”
樊建说：“陛下知道邓艾的冤屈却不能为之伸冤，您就算得了诸葛亮也不能用啊。”
司马炎恍然大悟，因为他还有一个大事要办，就是灭吴，如果不给邓艾平反，恐怕没有人为他打仗。于是，司马炎对邓艾事件才有了重新定性：“艾有功劳，受罪不逃刑。”
受罪不逃，就解释了邓艾没有谋反，而且司马炎还给邓艾定性为有功。
至此，邓艾终于得到了平反。邓艾案也终于到此为止，没有人再往下深究他被杀的事。
邓艾虽然得以昭雪，可是邓艾的逝世，他本人也有大的义务。名将杜预对邓艾的逝世有个比拟中肯的评价：
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将何以堪其责乎？
意思是邓艾德不配位，担负不了相应的义务，最后的下场也算得上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