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戏多，戏台自然也就多。离开了戏台就唱不成戏，戏台上唱做念打，写意传神；戏台下触景生情，褒贬善恶，说到底，自古以来这戏台就是百姓们离不了、忘不掉的一座精神家园。
山西的古戏台总是与古寺庙相伴。据文献记载，原始社会初期，“若国大旱，则率无而舞鱼”，说明原始歌舞与祭祀仪式的合二而一。庙宇多了，庙会也跟着多起来，各类的表演斗艳争奇，百戏杂陈，真可谓：乡村庙会如戏中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各戏场声腔至婉幽情。如此火爆热闹的演出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这才有了元代杂剧的鼎盛。
山西的古戏台最初为露天戏台，以夯土筑成，砖石砌边，只是一个上面没顶的大平台。亭式舞台的出现最早见于宋金时期，岁月的流逝与磨难已无法再现它最初的模样，不过，在山西侯马的金代墓穴中还依稀见到它的影子，它用4根立柱，顶着一个大方顶子，方方正正，四面开敞，古人称之为“舞亭”。时至元朝，杂剧的发展一枝独秀，狭小漏风的舞亭被砖木结构的舞楼所取代，位于山西临汾魏村牛王庙的元代古戏台就是这样的一座舞楼，这座戏台重建于元至治元年 （1321 年），前、左、右三面空口，宽敞开阔，音响效果极好，演出的时候，在两根辅柱前悬挂帷幕，将戏台分割为前台后台，它是我国戏曲艺术演变的重要佐证。
山西的古戏台，历经宋、元、明三代的积累演进，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完整的式样，时至清代，戏剧的种类越来越多，工匠和手艺人们也运用奇思妙想，把戏台建造得多姿多彩，千形百态。有些戏台因地势不同，建造得出奇制胜。地处山西高平的沟村有一座空心戏台，戏台神庙相对而视，与东西厢房围成一处大院，大院地处全村的心脏地带，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戏台处于往来行人车马的必经之路，于是凿开了一条通道，方便平时的过往行人，每逢唱戏时，便在台上横着搭起木板，既能过人又可以唱戏，这种空心活动戏台，在北方寺庙中十分少见。
临汾东羊村的东岳庙戏台始建元代，它是典型的四方形，台的进深与台口的宽度都是7.7米，顶部为装饰性的方形斗拱，既富于造型变化，还能使雨水分流。像这类的方形戏台，还有山西翼城县曹公村四圣宫戏台，山西临汾魏村牛王庙戏台，山西永济董村三郎庙戏台等。
与其他戏台相比，山西翼城乔泽庙戏台，台口和进深都在10米左右，从尺度上讲，可以算得上是元代戏台中的极致。山西石楼殿山娘娘庙戏台，尺寸又非常小，台口和进深都只有5米左右，称得上是元代戏台中的精品。这两座戏台之所以超越常规、与众不同，是由于这两座戏台在宋金时期旧有的台基上重修的，外形已是元代戏台，台基仍是旧时建制，而宋金时期的戏曲发展并未规范化，在表演动作上不讲究严格程式，因而戏台的尺寸自然也就未能统一。
进入明朝，原有的台口尺度已无法满足很多观众看戏的要求，于是，台口放宽，以方便更多的观众看戏，戏台也随之由方变长，这样，明代戏台便由元代戏台的正方形变为长方形。台口的加长尺度是由当时的演出情况所决定的，当时南北文化进一步融合，元杂剧中一人主唱的老规矩已被打破，一出戏里有了多人主唱、分唱、轮唱、合唱等规格，而且既有武术套路，又有载歌载舞。
清代，戏台中的一部分向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除了建造金碧辉煌、装饰华丽、气势非凡的皇家戏台外，与宫廷戏楼相反的是尺度小巧、造型别致的家院戏台，这种戏台十分精致，台面一般不过丈余，反映出家庭的殷实与富有。清朝的达官贵人为追求享乐，显示荣耀和附庸风雅，往往在自己的朱门大宅之中建造属于自家所有的戏台，这种戏台的尺度，只能供家庭之中唱堂会所用，故而限制了演出的规模，说到底，这是戏台发展走入畸形化的一种表现。
古戏台盛载着文化，散落在三晋古地的每个角落，哪个村、哪个镇，如果有一座戏台，就像是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古戏台在历史的变迁中默默地注视着人世间上演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它留给我们的是那沉重的、难以说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