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去一个读书沙龙，听阿丁老师提及一个观点，他说公知就是如果公交车上有人用手机外放大声播放“凤凰传奇”的歌时，能够告诉他“这是公共场合，请把外放关上”的人。说得太好了，公交车和地铁不正是最好的阐释“群己权界”的场合吗?公域和私域模糊地交织在一起，制造出很多敏感地带，尤其在北京，简直太敏感了。
但是已经很难有人会为了公共利益说些什么。人们开始习惯无限度地推崇消极的自由，别人无权制止我做哪些事情，这当然值得鼓励，但少有人反过来想——我真正能做的有哪些事情。
我想起在地铁里遇到的一个榜样。那天回家很晚，车厢里人不多，有个男生玩着手机，音量可能是调到了最大，本来挺安静的车厢变得嘈杂，让人难以忍受。我想去制止，但一看那人魁梧的身材我又犯嘀咕了。大家都面面相觑，无动于衷。
我正犹豫着，迎面走过来一个稍显瘦弱的男生开了口：“你手机的声音太大了，请你把音量调小一点。”当时我感到万分羞愧，那个男生看起来比我还要单薄，可我却坐着，沉默地表示感激。然而摆弄手机的那个男生连头都没抬，也没有吭声，当然也没调小音量，而是继续玩着游戏。紧接着，那个瘦弱的男生再一次重复了自己的话：“请你把音量调小一点。”随后，拿着手机的男生斜挑着眉向上看了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会儿。”
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停下来，不再劝说，因为该做的我都做了，而我总不能因为这个跟他打一架。但那个男生还在坚持，他说：“你手机的声音太大，别人说话都听不清楚。这是公共场合，请把声音调小一点。”这是他第三次说了相同的话。我注视着事情的发展，感觉自己可能比他还紧张，甚至盘算着要不要出手相助。可是当他说完，玩手机的男生真的停了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左右，大家都在看着他，可能他感到难堪，车一停就下了车。啊，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在大家都不讲理的时候还在讲道理，他们必须相信这能够带来改变，而不是一下子就放弃了交流，然后急于哀叹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