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改制
宋神宗是元丰改制的全面主持者，正是在宋神宗的强力坚持下，元丰改制才能突破重重阻碍全面开展。宋神宗力推元丰改制一方面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到了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冗官现象的弊端不断暴露，而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也迫使北宋官职制度作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在北宋时期皇帝的权力并不是无限制的，它受到宰相和各级官员的监督，因此宋神宗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也极力推行元丰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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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当时宰相王安石主持变法，在各地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由于朝廷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导致变法开展的很缓慢，鉴于这种情况，宋神宗颁布《寄禄格》，大力精简办事机构，裁汰冗员，让官员在其政谋其位，同时减少官员进阶层次，大通官员晋升通道。这样就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虽然从后来的实际效果坎意义并不大，但是确定节省了朝廷开支。
宋神宗主持元丰改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个人私欲，满足皇帝独裁的愿望。无论宋神宗开展元丰改制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目的就是为了揽权，也就是突破监管部门和宰相以及各地官员的监督，让自己的权力能达到无所约束的地步，实现君主专制，弱化宰相权力。但是皇权的加强带来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当权力集中在皇帝个人身上时，国家的运行全依赖个人品质，这种局面是非常危险的。
元丰改制的背景
元丰改制的背景可以说是非常复杂，它是一场发生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力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在宋神宗的主持下爆发的一场对职官制度的改革，它与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是同步进行，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虽然元丰改制不如王安石变法有名，但是却对中国古代官职制度的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丰改制的背景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现象日益严重，自从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吸取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拥兵割据的教训，利用杯酒释兵权，逐步解除了藩镇的势力，但是允许开国功臣的子孙以“恩荫”世代做官，随着人数的增加，导致官员越来越多，朝廷机构重叠，人员超员严重，很多官员整天无所事事，但享受朝廷俸禄，这样既造成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低下，而且还造成朝廷开支入不敷出。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二是由于冗官现象的存在，造成官员之间在其位不谋其政，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非常普遍，官职也是名不副实，而且官职之间的进阶达到惊人的三十七阶，甚至有时候下属部门同时有几个上级部门管理，但是真有正能有效管理的却没有一个，以至于出现了下属不知上级是谁的奇特现象。基于此，宋神宗决定对北宋的职官制度进行一场彻底有效的改革，减少冗官冗政的弊端，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因为这场改革发生在元丰年间，历史上称为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历史进步性
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还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虽然从后来实行的效果看，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宋神宗裁撤了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和闲散官员，财政收入有所增加，财政开支有些减少。而且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最体现在改革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皇帝个人的权力，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丰改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虽然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在后世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于个人私心，为了满足他乾纲独断的欲望，因为在北宋中期以前，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会受到宰相和监察部门的制约，在元丰改制后，监察部门被裁撤，宰相的权力受到削弱，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做法在后世不断强化，这也可以体现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
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还体现在它客观上改善了北宋中期官场上日益突出的冗官现象，使得官员在其位谋其政，官员各有所属，那些白拿俸禄不干实事的闲散官员有所减少，官员也能定员定职，各司其职。同时减少了官员进阶的阶数，客观上有利于官员的合理流动。元丰改制后虽然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得到很明显的提高，而且宋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操之过急，也没有征询宰相王安石的意见，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怨声载道，但是朝廷的收入确实增加了，财政支出也节省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