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诗经的历史地位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2 ）群众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原则，风雅侧重于情感抒发的内容方面，而比兴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它们给中国古代诗人指出了如何创作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础.在以上内容中，《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2. 《诗经》的背景资料
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民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另外，还有周代公卿列士“献诗”之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一定参与了这项工作，因为古代交通不便、言语不通，没有政府的参与，这样一个工程的完成是很难想像的。
至于编订工作，历来传颂着孔子“删诗”的故事。但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有和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某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现在一般认为是周王室的乐官做的编订工作。经过他们淘汰和修改，现存的《诗经》表现出一种相对整齐的体例，比如基本上都是四言体，押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
那么，编集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有什么用呢？总不会是为文学的发展作贡献吧？实际上，《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备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
《诗经》成书以后，广为流传。虽然后来遭了秦火，但由于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在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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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诗经 的文化背景
《诗经》的产生跟周人的礼乐文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本身就是礼乐文化的产物。
《诗经》产生的文化背景，绝不是编一本诗集那么简单的事。在现在我们要编一部诗集，可以说快则一个礼拜，慢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编一本诗选，那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非常难，而且在那个时代编一本《诗经》这样的诗集，绝不是简单地用来娱乐的，而是有政治的意义、文化的意义。
周人充分地发挥了乐的功能，以《诗经》作为媒介，全面地宣传推广礼乐制度，并取得了成功。
后来乐谱失传了，但是《诗经》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谐的韵律、感人的形象、深遂的思想为后人所喜爱并传承至今。
扩展资料：
周人能够在上下五六百年中编纂成这么一部伟大的诗集，这在当时语言、文字、音韵尚未统一，交通信息极不发达。
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一个很松散的联邦政权时代的局面下，这部语言统一、音韵一致、结构完善的《诗经》能够产生并流传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创作者就是周公。他们首先是收集诗歌，然后是整理诗歌，用统一的音韵、文字去改造诗歌，最后把它推广出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诗经
4. 诗经的相关资料 背景知识
《诗经》是产生在二千五百余年以前，我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我国古代诗歌开端，对研究我国古文学史、古代历史，尤其研究古代诗歌史，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从我国诗歌发展史看，《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搜集了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诗歌，反映了我国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诗经》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经”的名字是战国时加上的。 根据《史记》记载，编定之前原有古诗三千多首，经过孔子删定留下“可施于礼仪”的三百零五篇。孔子删诗之说虽不一定可信，但保存在《诗经》里的诗歌，可以肯定是经过统治者的选择和删改的。《诗经》都是合乐的唱词，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现存三百零五篇。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对研究我国古文学史、古代历史，尤其研究古代诗歌史，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更是文学宝库大浪淘沙后的精品，王老师谈到历史背景不得不介绍，独辟蹊径，有新意，有深意.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备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
《诗经》成书以后，广为流传。虽然后来遭了秦火，但由于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在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5. 关雎的历史背景
《关雎》以《诗经》首篇的显要位置，历来受人关注。但在《诗经》的研究史上，人们对《关雎》诗义的理解却多有分歧。《毛诗序》认为，这首诗是赞美“后妃之德”的，以为女子只有忠贞贤淑、含蓄克制，才能够配得上王侯。因此，把这首诗放在《诗经》之首，以明教化。鲁诗、韩诗都认为《关雎》是刺诗，讽刺国君内倾于色。也有学者认为《关雎》是婚恋诗。我们认为，对《关雎》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就诗义而言，它是“民俗歌谣”，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私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关雎》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但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1333330356335活，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从而就更有真实感。《关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的。就乐调而言，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往往都可以歌唱，并且重视声调的和谐。《关雎》重章叠句的运用，说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
有人认为雎鸠本是凶猛之鸟，《关雎》乃是以雎鸠之求鱼以象征男子求爱的。而汉儒却视其为贞鸟，并解释关关雎鸠为雌雄和鸣，以喻夫妻和谐。这种解释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6. 《诗经》是在怎样的背景创作出来的
《诗经》中作品的年代大多不可考，但它所收诗的年代断限，一般是由公认的最早或最晚的几首诗来确定的。
据记载，《豳风》中的《东山》、《破斧》是反映“周公东征”的。周公东征在周成王4到3年左右（前1113 ~前1112年）。
《诗经》中最晚的诗是《陈风•株林》，它所反映的是“刺灵公”的事。 据《左传》记载，陈灵公淫乱的事在周定王七年（前600年），相当于春秋中叶。
也就是说，《诗经》中诗篇的时代，应上起西周初，下不晚于春秋中叶。西周和春秋时代，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中国由许许多多诸侯国统治着。
那时各国都养着一i乐工，各国使臣来往或者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 乐工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
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乐工们是伺候贵族的，搜集的歌摇自然得迎合贵族的口味，平民的作品往往必须经过乐工们的加工后才会入选。
除了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殊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所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 当时还有这样一种风气，臣下想要劝谏或者赞美君主的时候，往往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是作了诗献给君上，让乐工唱给君上听，这就是献诗。
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带着乐谱的唱本、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去，乐谱就此亡失，但还是有三百多篇唱词流传了下来，这便是后来的《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