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诗经对现在中国人性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
至于“大雅”和“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
简而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从潺潺溪流入怀向奔腾万钧的情感起伏。
生动地反应出周代社会自由、理性与文明的人文意识。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种对世间万物普遍存在的人文关怀，热爱人民、热爱自然、热爱自由奔放的生活是《诗经》一个不朽的主题。
几千年来《诗经》文化对国人性格养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和谐、行为的理性和正义等意识层面的建设上。——社会和谐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实现和谐共生，不因一己之利而侵害另一方，秉持有利共享、有难共担的做人准则；——行为的理性和正义是指人既要注重行为本身的功用、利益、效率与成功。
更要基于现有的理论，通过合理的逻辑推导得到确定的结果。行为理性与正义的原则为人生的意义及其认知世界提供一种手段，这是一种“普遍理性”，即它既包含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真理、进步、理想等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概念，又包含对自然科学的赞赏与肯定。
——可见《诗经》对国人性格的养成产生得是在和谐、理性两个意识层面的影响。
2. 诗经氓求主人公的性格分析
一、人物形象：1）全诗为我们展示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一个是卑鄙的男子“氓”的形象。虽然这个小商人看起来很老实，但实际上却是个始乱终弃、无信义、自私自利的坏家伙。
他以虚假的热情欺骗了淳朴的少女，用谎誓空咒赢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人对他来说是劳动力和满足私欲的工具，一旦骗取到手，便露出了卑劣、凶暴的本相。 2）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善良、热情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她勤劳、能干、淳朴，不畏贫苦。与“氓”结婚后，操持家务，任劳任怨，真诚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氓”身上。
然而婚后丈夫对她日甚一日的暴虐和欺辱，使她“及尔偕老”的愿望完全破灭了，她由忍耐、不平而转为怨恨，终于发出痛楚的呼喊。诗中表露的她的怨恨更多于悲伤，在彻底无望的处境中，她变得清醒而坚强，和氓彻底地决绝，这使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中受压迫和欺凌的底层妇女身上的另一面。
二、分析：1）女子自述其婚恋悲剧：诗的开头从两人定情写起，“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口气活泼俏皮，见出女主人公“率真直爽”的个性。“送子涉淇……..秋以为期”，写她虽然责怪“氓”没有请媒人来正式提亲，没有立即答应“氓”的求婚，可是面对生气恼火的“氓”，她情意绵绵地一路相送，并温柔地劝慰他，最终答应秋天办婚事。
这几句表现了她是一个温柔而有主见的女子。从诗的最后一章里的“总角之宴，言笑宴宴”来看，两人小时候是邻居，关系很融洽，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两人的家离得比较远。
因此，两人之间是有很深的感情基础的，“氓”贸然来求婚并不冒失，女子答应了他也不是出于轻信。 2）两人关系明确后，女子开始享受甜蜜（有时候带点苦味）的恋爱生活。
“不见复关……载笑载言”写出了女子对爱人的深挚依恋。“尔卜尔筮……以我贿迁”写两人很顺利的结婚了。
3）“桑之未落……不可说也”是议论性的诗句，暂时中断叙述事，却又隐隐暗示了接下来故事的走向。“吁嗟鸠兮……无与士耽”连用两个感叹句，语调激切，以警醒、提示的口吻劝告所有的女性；“士之耽兮……不可说也”，语气舒缓下来，流露出女主人公的无奈和无助，令人同情。
4）“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两句，透过桑叶衰败的景象让人预感到不如意的事情终究发生了。第四、五两章总括婚后生活状况，并表明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在“氓”。
雪上加霜的是，女子的兄弟不但不同情她，反而笑话她，她只能自己伤心！回忆至此，女主人公的心情低落到极点。 5）最后一章表明女子决绝的态度。
回想幼年时的欢乐、恋爱时的盟誓、婚后的变卦、怨恨、留恋、痛苦等复杂情绪一时都涌上心头，但她已经对“氓”彻底失去了信心，只有干脆明了的说算了吧！这种处理方式表现出女子的清醒与坚强。
3. 1,举例论述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2,结合作品论述陶渊明的人格与
赋
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比
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
比如《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比如《关雎》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4. 为什么说闻一多的人格是一首诗
闻一多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诗集《红烛》及后来的《死水》出版，成为现代诗坛上的经典之作，闻一多也成为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自从1932年到清华任教后，开始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诗》、《周易》、古代神话、《庄子》、楚辞、金石、甲骨文以及唐诗等均有很深的研究，并著有《天问疏证》、《九歌·九章解诂》、《离骚解诂》、《诗经新义》等书。他对《周易》、《诗经》、《庄子》及楚辞的研究，被郭沫若先生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 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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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5. 诗经中的君子形象解读1500字
《诗经·淇奥》中的君子形象解读内容摘要： 《淇奥》是《诗经》中一篇优秀的颂赞诗，里面赞颂了一位品貌兼美、充满理想色彩的完美君子，充分展示了男子真正的美在于内在的气质品格和才华修养，深刻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优秀人士的尊敬之情。
“君子”在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识里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淇奥》的文意理解和意象分析，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淇奥》中的君子形象作初步的探讨，最后讨论了“君子形象”的现代意义——对生命和生存现状的思考，对心灵和理想的感受。
关键词：《诗经》 《淇奥》 君子 生态美学 中庸之道 现代意义一、关于《淇奥》《诗经﹒国风﹒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淇奥》收录于《诗经·国风·卫风》中，是一首人物颂赞诗，《淇奥》全篇共三段，反复吟诵了在那淇水弯弯的岸边，有一位高雅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关于这位君子的人物原型，据《毛诗序》说：“《淇奥》，姜武公之德也。
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的卿士。
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针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的意蕴。
我们知道，先秦时代，我们国家四分五裂，诸侯割据统治地方，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大一统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
赞美他们，实际上是我们先民表达的一种生活向往。 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君子的优秀形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外部形象：“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君子相貌堂堂，仪表庄重，神态威仪，衣服也整齐华丽；“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君子连衣服和帽子上的装饰品都是很精美。外部形象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位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这第一印象写好了，全篇的内容才会丰满。
2、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光写了这位君子的外貌，深层次的含义也写了这位君子的文章学问很好，赞美了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能力。“猗重教兮，善戏谑兮”则写出了这位君子不俗的外交能力。
诗歌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来赞美这位君子杰出的个人才能，突出了良臣的形象，丰富了全篇。3、个人的道德修养：“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写出了这位君子虽然地位显赫，但是心胸宽广，纯厚朴实，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高雅的品德高尚的贤人。
诗歌从这三个方面由外到内高度赞颂了这位君子，谦和、沉稳、雍容、学识、气度、人品，无一不具，而且样样都好到不能再好。当然，或许这位君子地位不够显赫，衣着也不够华丽，但是他平易近人、纯朴如水，仿佛朗月普照大地。
他是个贤人，他是个良臣，再加上雅致的外部形象，人们更尊敬他了，所以诗歌第一、二段结束的“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君子的高度赞扬。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古人的笔下，“君子”竟然这般完美！二、《淇奥》的意象解读 《淇奥》运用了多个内涵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对塑造诗中的君子形象起了很大的作用。
题目“淇奥”是诗歌的中心意象，“淇”，淇河，在今天的河南，“奥”是通假字，通“隩”，读作yù，意思是河岸弯曲的地方，“奥”和“玉”又同音，则可取义“淇玉”，这是一块物华天宝的风水宝地。“淇奥”是淇河河岸弯曲的地方，它象征着一种清新淡雅、安静生态、人杰地灵的生活环境。
“绿竹”四季常青、生机勃勃，象征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深层次的含义是彰显和衬托君子的高雅节操。“切”、“磋”、“琢”、“磨”四个动作说的是如何治玉的。
玉生在石头里面，所以要先把石头锯开，拿出玉，这就是“切”；切开石头拿出来的玉还有许多碎石，要把这些碎石去掉，所以要“磋”；玉磋好之后，我们把它加工成我们想要的器物，就是“琢”，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把玉加工成器物的最后工序就是要给玉抛光，以增加玉的光泽度，使玉器看起来更精致，这就是“磨”。用“切”、“磋”、“琢”、“磨”来写一个人，说明这样的人并非普通的凡夫俗子、肉眼凡胎，他是经过“切”、“磋”、“琢”、“磨”等工序锻造而成的，这样的人治学修身，才佩称得上“君子”。
“圭”和“璧”都是上好的精致的玉器，“金”和“锡”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加工很困难，用罕见的珍贵的物品来形容一个人，说明这样的人学精行法，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的受尊敬。第二段中的“充耳琇莹，会弁。
6. 如何理解诗经的“温柔敦厚”风格
古人对“温柔敦厚而不愚”较早的权威性阐释，见于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孔颖达强调的是：因为在上者深达于《诗》之义理，所以以《诗》教民而能使民“不愚”。然而，从《礼记·经解》整段话来看，孔子是在讲六经的“受教者”、“习《诗》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以及对此的有关评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深于《诗》者”的主体显然都是指习《诗》者，而孔颖达的阐发，却无端地多出了“在上”二字，亦即多出了“教《诗》者”这个主体，从而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不愚”，在涵义上偷换成了“使……不愚”，这显然是不符合文本原意的。
当代学者多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解释为“直言获罪”，如黄珅先生说：“对一般人来说，‘愚’即徒以直言获罪，而无补于事。”（见黄珅《“温柔敦厚”析》一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张毅先生也说：“敦厚是老实，‘愚’指过分老实而以直言获罪，有失礼处。”（见张毅著《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笔者认为，把“愚”解释为直言获罪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
首先，“温柔敦厚”到某种极端而生出偏弊，其表现形态只会是过于柔懦、一味顺承，而非直言敢谏。胡适先生在《说儒》一文中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胡适：《说儒》，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3页。）孔子强调“《诗》之失愚”，显然是要防止“温柔敦厚”趋向某种极端化，即过于温恭顺从。苏轼《上富丞相书》中曾说“刚健而不为强，敦厚而不为弱”，也指出“刚健”的极端化是强梁，而“敦厚”的极端化是软弱。
其次，联系周代的用《诗》实践来看，乐师的诵谏、公卿大臣的以《诗》讽谏，仅仅是一种基于伦理文明的柔化处理方式，决不是要走向直谏的反面。事实上《诗经》里就有不少相当质直的谏诗，《小雅·节南山》末章，诗人明言“以究王讻”；《大雅·卷阿》谓“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圭、璋都是有棱有角的礼器，诗人以此为喻，赞扬贤臣良士可为四方典则的美好品格。《大雅·烝民》篇赞颂宣王时的大臣仲山甫“柔嘉维则”，“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大雅·崧高》篇谓“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如圭如璋”、“则”、“刚”、“直”等，都可以视为对“柔”的制约，以免过于柔懦之弊。
再次，《礼记·经解》所言“《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如果我们用春秋时期普遍存在的“忠”的观念加以观照，更容易让人理解其涵义。春秋时期，“忠”的观念甚为流行，人们常将“忠”视为统治者对人民、社稷尽心尽责的态度。《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云：“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君子谓子囊“……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都表明这一点。具有“忠”德的人会从对国家、百姓负责的态度出发，对君主之过失予以直谏，甚至是尸谏，并不恪守温柔敦厚的讽谏之法。相反，那些过于柔顺、毫无己见的臣子，常会受到质疑与指责（如《左传·成公二年》君子谓华元、乐举“不臣”）。《论语·为政》篇记孔子强调“君子周而不比”，《易传·序卦》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均明确反对臣下苟合取容的态度。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若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理解为“直言获罪”，显然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可知，“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愚”，当指习《诗》、用《诗》者对君主过于柔和顺从、失去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的心理状态。强调“不愚”，是为了防止过柔之弊。“温柔敦厚而不愚”是周代中和、中庸观念的某种体现，它与“柔而立”（《尚书·皋陶谟》）、“温而厉”（《论语·述而》）、“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涵义有相近、相通之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观念，通过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代表人物而得到弘扬，表现为对“道统”的某种坚
守。
7. 在《诗经》时代,什么首先是一个君子所具备的条件
君，原指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俗称君主。君子，原本是国君之子的意思。根据古代宗法制度要求，国君之子（嫡长子）从小就要进行理想和人格的规范教育，所以自然成为个人修养上的楷模。后来，君子一词便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学问修养极高之人的统称。
君子的道德品质：
君子者 权重者不媚之 势盛者不附之 倾城者不奉之 貌恶者不讳之 强者不畏之 弱者不欺之 从善者友之 好恶者弃之 长则尊之 幼则庇之 为民者安其居 为官者司其职 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 此君子行事之准 孟子曰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 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 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 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
所以一个君子说话必定有其道理，他们会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凡事讲求合乎礼仪、不随便，每当有所行动，必定有其用意，此即所谓不妄动，动必有道。
因此，君子常是非礼勿言，守口如瓶，不说空话，不讲不实在的话。但在该说的时候也必定会说，因为应说而不说，有失于人；不应说而说，则是失言。要做个君子，必须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义的话，慈悲的话，正义的话。所以君子不徒用语言，说话必定有理。
君子相当爱惜自己的名誉，对于欲望有所节制，不会贪取妄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以苟且心态妄想获利，更不会落井下石，谋求私人利益，豪取强夺。一个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正义，必定是为民求利，代众生而求。
如果是一个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不会随便，凡事他都会经过再三的考虑：这个行为会伤害到他人吗？这件事情会对别人不利吗？想清楚了，他才会有所行动。所以君子的行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说一个修行人，其言行必须合乎「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就是要讲真实的语言、要起正直的念头，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处事，如果能以八正道为原则，也不会有差错。
8. 屈原的人格魅力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诗人，他在效忠祖国、抵御强敌方面是和楚国人民一致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留下的大批诗歌，却给楚国人民报仇雪耻、恢复祖国的决心以极大的鼓舞。对后来推翻暴秦，复兴楚国起了巨大的作用。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淡化人民对屈原的怀念，反而更扩大了屈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