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空军航空开放日，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空军力量的发展和崛起。不过，在100多年前，中国的空中力量发展，却让人感慨颇多。
1905年，喜好新事物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日本购进直径约3米、高约10余米，充以氢气，下挂吊篮可载人的“山田”式气球。
这种以地面绞盘人工旋转收放，使用旗语或电话与地面联络做爲军事侦察用途的气球。
到了1908年2月，正式的“气球队”在湖北陆军第八镇成立，该气球队下辖50人左右，隶属于该镇的工程第八营。
该营营长王永泉兼任队长，日本人担任教官。在该部的成军仪式上，张之洞检阅了气球的试放，这是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有飞行器升空的正式纪录，也预示着中国第一次进入到了“空军”时代。此后，江苏陆军第9镇，直隶陆军第4镇相继成立的气球队。
不过，对于很多人而言，气球与飞机是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中国的气球发展并不顺利，很快就销声匿迹，反而是飞机的发展在早期紧跟着时代发展的潮流。
1911年2月25日(清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法国飞行员环龙(ReneVallon)，驾驶他从法国带来的”Sommer”式飞机从江湾起飞在上海上空进行飞行表演。
虽然，在表演中环龙的飞机不幸坠落于公共租界的跑马厅，环龙本人也因为重伤不治。但是，谁都无法否认，这是中国的土地上起飞的第一架飞机。
而法租界的的也为了纪念他，在1912年将“法国公园”旁的一条越界修筑的马路命名爲“环龙路”(RouteVallon)，即今日上海市南昌路西段。
环龙的不幸罹难，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探索天空的勇气和热情。来自广东恩平，自幼就随舅舅赴美的冯如，逐渐崭露头角。
这位在美国纽约学习机械学的中国年轻人，在听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的消息后深受鼓舞。尤其，是当他看到日本和俄罗斯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之际，更加激发了它“航空救国”的心。
于是，冯如在旧金山向当地的华侨募捐，准备筹集资金建立飞机制造厂，自行研制飞机。到了1908年4月，冯如就制造出了第一架飞机，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
不多到了1909年，一架被命名为“冯如一号”的飞机，就在奥克兰试飞成功。之后，在“冯如一号”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冯如二号”在1911年1月的试飞中大获成功，飞行高度和距离都远远超过莱特兄弟。
冯如研制飞机获得成功的消息传回国内，清廷就希望聘请冯如，让他帮助清廷建立空中武装力量，并且派出两广总督张鸣岐负责接待。
满怀爱国热忱的冯如，立即放弃了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带着各种助手和研制飞机的材料，不远万里回到祖国，在广州建立了飞机制造厂。
不仅之后，辛亥革命成功，冯如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飞机长之后，他加紧制造飞机，准备为革命军的北伐贡献力量。
可惜的是，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展示制造完成的飞行器，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呢制造的飞行器，在中国的国土上飞行。
此次表演过程非常顺利，但是在结束时因上升加速过猛造成失速，飞机不幸不幸坠毁，冯如年仅29岁的生命也停止了呼吸。
张之洞也好，冯如也罢，他们对天空进行探讨，货源自对新事物的喜好，或源自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所做的。更像是一位单打独斗的英雄。
而中国真正有系统的建立航空领域的学校，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当时执掌北洋政府的袁世凯接受了法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准备储训飞行及相关航务人员，以便将来建立一支强而有力的空军作战部队。
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并利用借贷方式获得欧洲列强三十万银元的借款，并由财政部拨出其中的二十七万银元交由法人博乐向法国购买了12架“高德隆”(Guadron，包括”D”型3架、”F”型1架、”G”型4架、”G.II”型4架)型教练机，建立了北京南苑航空教练所(后称南苑航空学校)。
为了组建这所学校，北洋政府向法国购买了12架“高德隆”(Guadron，包括”D”型3架、”F”型1架、”G”型4架、”G.II”型4架)型教练机。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的建立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军事目的，1913年冬，内蒙古发生民族冲突，北京政府即令南苑航校派机参战，潘世忠奉命驾机执行侦察任务，为地面部队提供了军事情报。
这是中国第一次把飞机用于军事活动。这所学校一直到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之际方才停办，共存在了15年，一共举办了4期。培训了158名飞行员。
当然，飞机想要用于军事用途，除了侦察之外，还要战斗。而中国第一架“战斗机”也诞生在南苑。当时的南苑航空教练所设有修理厂，由留法的潘世忠担任厂长。他曾经以高德隆GIII与法尔曼(Farman)综合改造出一架后双翼飞机。
这架飞机的动力采用汉阳兵工厂仿制法国的“格莱姆”(Gnome)80马力发动机，机首装有一挺湖北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机枪，机身标有“1”号标号，称为“枪车”。
曾由蒋逵、何士龙试飞，可说是中国境内确有证可查的，自己仿制航空发动机及制成军用机的始祖，这是中国最早自制的武装飞机。
而且，这架飞机的意义在于，证明了中国的飞行器研制方面，在当时依然与世界保持一致。要知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欧洲各国在飞机上装备具攻击力的机关枪。
可惜“南苑枪车”因发动机(也是由汉阳兵工厂仿造的)温度过高，最后无法正式服役，但也表现中国人紧追时代甚至想要超前的企图心。这不过，后来的各种宣传，让后世只知道冯如而不知南苑。
要知道，，南苑的建立与冯如几乎同时，而且规模与成效则远大于冯如。
中国飞行器发展在初期并不落后于世界，但因为受制于国内政局的动荡，最终在航空从“制造作坊”向大型“工业”发展时，中国就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
比如，中国也曾经成立海军飞机制造处，试图跟上这股潮流。海军飞机制造处的起源，是民国初年海军总长刘冠雄选派海军学校员生赴美学习航空工程。
当这批学生学成之后，其中的佼佼者巴玉藻与王助等人，就在爱国心的感召下放弃了在西方国家刚刚开启的事业，毅然决然的回到祖国，准备发展中国的航空工业。
当时，海军部准备利用马尾造船厂现有的设施成立飞机制造工程处负责设计建造飞机。之所以选择马尾造船厂，就是因为马尾船政局有设备和工料人力支持。而国库空虚的北洋政府，拿不出一分钱经费。
不过，这些从西方学成归来的学子们，在克服了各种困难之后，还是在1919年8月造出了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不过，这架飞机但在测试时不幸坠毁。或许，应了那句老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甲型一号”坠毁后，海军飞机工程处又先后造出来“甲型二号”，以及“海鹰一号”、“海鹰二号”、“海雕号”水上轰炸机，还有“江鸿号”、“江雁号”水上教练机。只后由于各种原材料和零件无法供应，所以海军飞机工程处不得不在1930年被并入了江南海军造船。
而在此之前，海军飞机工程处共建造了15架双翼带浮筒的水上飞机。在并入江南海军造船厂只后，海军飞机制造处建造了“江凤号”和“江鹤号”教练机，为“宁海”号和“平海”号建造了“宁海二号”舰载水上飞机。之后，又替航空委员会仿制了14架仿美国“佛立提”(Fleet)教练机。
在海军飞机工程处，风雨飘渺之际，很多人也与他有着相同的名运。比如，曾经参与创立海军飞机工程处的王助，就从波音的总工程师最后成为一名普通的教授，这种巨大的转变也让人唏嘘不已。
王助原为烟台水师学堂学生，后来被派往美国留学，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硕士。麻省理工作为美国第一个成立航空工程专业的学校，而王助更是其第二期毕业的学员，对于航空工业刚刚萌芽美国而言这绝对是稀缺人才，于是王助很快就成为了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
当时的波音公司，还只是西雅图一家制造水上飞机的小公司，1916年才创立，原名为“太平洋航空制品公司”。
王助加入波音之后，很快就协助设计了“B&W-C”型水上飞机，获得美国海军的订单，奠定了公司后来发展的基础。
之后，王助受到中国海军部的邀请，回国筹办海军飞机工程处。按照当时的预想，这个工程处的规模要远远大于波音。怀揣着航空报国的热忱，也因为那份爱国之心，王助和巴玉藻、王孝丰一同回国。
该工程处由由巴玉藻担任工程处主任，王助与曾贻经担任副主任，隶属于福州船政局管辖。只可惜，这些航空人的爱国之心和先进技术，在“城头变幻大王”的时代无用武之地。
海军飞机工程处最终并入了江南海军造船厂，除了制造15架水上飞机之外，再无任何建树。
王助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航空工业陷入了沉寂。直到1923年，美国华侨杨仙逸，在两名英国工程师的协助下，以寇蒂斯（CurtissWright）公司的JN-4DJenny型水上飞机为基础，制造了一架飞机后，中国的航空工业似乎又开始重新点燃了人们的激情。
尤其是将这架飞机，以宋庆龄英文名字“Rosamonde”（中文为“乐士文”号）命名的孙中山先生，更是兴奋不已。
因为他希望由这架飞机开始，建造自己强大的空中力量。可惜，杨仙逸在当年9月20日在检查水雷改装炸弹时因爆炸意外而殉职，“乐士文”号则于10月3日在机库被大火烧毁，连同库存的其它两架飞机零件都损失。孙中山先生的愿望未能实现。
如今，中国的空中力量已渐渐显现了世界第二的风采。一大批国产四代机已经成为空军的主力，而且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唯一一个能同时研制两款五代机的国家。
或许，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光凭个人力量是不足以成事的，无论是冯如、潘世忠、杨仙逸或王助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