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后，公元317年，由原来西晋的皇室后裔司马睿，也就是司马懿的曾孙。
以建康(南京)作为都城，在江南之地重建晋朝，史称为东晋，司马睿即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
东晋在建立之初，第一要务便是抵御北方匈奴、鲜卑等外族的继续入侵。
所以，司马睿积极主动地修复和加强内部的团结，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安抚北方南迁而来的大批流民归于稳定，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得东晋真正的存活并立足了下来。
不久之后，东晋王朝竟然还出现了久违的“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的盛世局面。
或许这就是司马家的传统和老毛病，本人之前在今日头条发表的文章《来去匆匆的西晋王朝》中提到过，晋武帝司马炎当年创立西晋时，也是蛮有雄心壮志的。
可惜就只有“三板斧”，抡完三下，直接收工，再无下文。
换成了司马睿，换成了东晋，还是一个德行，也就稍稍好一点儿而已。
对于东晋仅有的几次小规模北伐，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军事目的，但政治意义却是巨大的。《晋书》记载:“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温”指东晋的安西将军桓温。
可惜，司马睿看不透这种巨大的意义和影响。只是看到了北伐的失利，于是开始安慰自己和文武大臣，咱们也北伐过了，可是打不过人家嘛。
要不？咱算了吧，好好过日子多好，别再出去打仗了，大家齐声回复:OK！
就这样，从司马睿开始到其他的士族大家，有一个算一个，全做起了混账王八蛋。
只顾享受江南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变得无意继续北返，无意收复失地，更乐于偏安一隅。哪管祖宗江山和先人基业！哪管自家的祖坟居然埋在了国外！
而当东晋统治层的上下都齐刷刷地吃喝玩乐时，北方却陷入了分裂状态。黄河流域基本上成为了匈奴、羯、鲜卑、氐和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原住民相互拼杀和博弈的角斗场。
草头王一时间遍及北方，为了当皇帝，纷纷建立各自的国家，编着千奇百怪的理由相互攻伐，不断有新国家成立，也不断有旧国家灭亡。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各领风骚数百年”，用在这里就成了“各领风骚数百天”。一个字，乱！
在北方如此的乱局之下，呆在江南的东晋王朝，居然什么都不做，或者说几乎什么都不做，就只是看着，静静地看着，准确地说是一边吃着喝着，一边看着。
个人认为，此时的东晋王朝，如果有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或“姜维九伐中原”一半的劲头，都可以重定天下，最起码收复中原是没有问题的。
可惜，这只是我的假设，历史不能假设，因为人家压根儿就没这想法。
在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中国的北方前，先后出现过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算上西南之地的成汉政权，共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或“东晋十六国”。
鲜卑族的拓跋氏，原来生活在大兴安岭以北，东汉末年时逐渐南迁，慢慢地演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了魏朝，之所以取名为“魏”，原因特别有意思，听我继续往下聊。开国皇帝拓跋圭同学，平生最大的偶像就是魏武帝曹操，他是曹操的铁杆粉丝。而且，推动他们当初南迁正是由于曹操的政策，所以，他建立的国家索性就称“魏”，这哥们还挺逗，他后来被人称为“道武皇帝”。截止公元439年时，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与南朝形成对峙。
东晋后期，土地兼并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农民没有土地但赋税却极其沉重，导致各地的农民起义前仆后继，再加上各个权臣和军阀的捣乱，佛教寺庙在各地的过度扩张，使得东晋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
《辩正论》卷三，记载:“元帝‘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他的《江南春》中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遍布全国的寺庙以及背后的寺庙经济，进一步加剧了东晋的灭亡。
420年，宋公刘裕终于按捺不住自己想当皇帝的迫切心情，直接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退位禅让，说你们司马家当皇帝这么多年了，估计也累够呛，要不歇歇吧，这苦活儿和累活儿就让我来干吧。
司马德文同学不愧是司马家的后人，干脆利索的就答应了，还高兴地说:“桓玄篡位时，晋室已经失去天下了，因为有刘公，才延长了将近二十年的国祚。今天做这件事，我是心甘情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