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所谓的明君，往往结果论居多。国泰民安或开疆拓土了，所以明君；大厦将倾或国破家亡了，所以昏君。
实际上，明君或昏君，总归只是一个人。一个人即便贵为九五，也只是汤汤大势中一颗显见的尘沙。但我们关注的往往只聚焦那颗显见的尘沙，而忽略了汤汤大势。
汉朝皇帝为什么明君多？这首先是一个带了判断的问题。“汉朝明君多”这个判断，首先就要存疑。因为它是从结果反推出来的，而且是想当然的反推。国泰民安和开疆拓土，跟明君有关系，但关系不是那么大。更大的关系，应该是大势。
所以，结合大势，可以梳理一下汉朝的明君到底是个什么作为。
从西汉开国往后数，刘邦是第一个。刘邦算明君吗？开国皇帝明君多，因为这是生存劣汰的结果。
你让“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乱世造反，先不问造反能不能成功，你得先问这家伙有没有能力拉出一支队伍。从布衣打到九五之尊的，中国历史上就两个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所以，无论喜不喜欢刘邦，都要承认这家伙相当厉害。
但是，刘邦之后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汉家皇帝们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就这个出身经历，你能指望他们能锻造出什么雄才伟略。
第二个是汉惠帝刘盈。刘盈勉强还算吃过民间的苦。但小时候受过的打击太大，长大了又遭遇了虎妈吕后。所以，惠帝即便明君，也彰显不出明君的作为。
第三个和第四个，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二人。这两个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但文景之治跟这两个皇帝的关系大吗？首先问一下皇帝能干什么？
简单说就三件事：搭班子、定战略和带队伍。大汉朝堂，特别是西汉初年，班子根本就不用搭。因为刘邦早给定好了。
汉景帝准备封皇后的哥哥为侯，周亚夫立即跳出来反对。反对的依据拿就是高皇帝之约。
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啥意思？天下的所有权，要归老刘家；天下的治理权，要归沛丰功臣。为什么皇后的哥哥不能封侯？因为封侯关系甚大。
是不是有功而封侯，这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非侯不得为相。皇帝的大舅哥封侯了，这没问题；但封侯的大舅哥却具备了当丞相的资格，这才是问题。皇帝是国家领袖，丞相是政府领袖。皇帝的首要大事就是搭班子，而班子的核心就是丞相。所以，沛丰功臣不是不允许外戚富贵，而是不允许外戚染指相权。
所以，西汉初年的丞相，就一直从沛丰功臣里出。吕后乱政，为什么功臣们群起攻之？因为吕后任命自家人当丞相，这是坏了规矩。如果吕后一直任用沛丰功臣为相，跟大家一起共治天下，那么皇帝姓刘还是性吕就没啥关系了。
这是搭班子，明君也罢、昏君也好，汉初皇帝根本做不了主。但是，是不是可以说：文帝和景帝本来就是明君，所以他们才遵守高帝之约。皇帝的权力太大，所以想让他们主动履约，根本就不可能。皇帝一定要任性，但汉初的皇帝却任性不起来。
汉文帝非常喜欢贾谊，而且把贾谊当做股肱之臣来栽培。但贾谊的命运怎么样？先去长沙为傅、再去梁国为傅。贾谊为什么不能留在朝堂？因为沛丰功臣不答应。第一次是灌婴和周勃这两个人不同意，所以贾谊被发配长沙。三年后，灌婴去世、周勃免相，贾谊这才能回来。但是，文帝还是不敢轻易重用贾谊，继续把贾谊派出朝廷。才子薄命，贾谊抑郁不得志而一命呜呼，没有彰显才华的机会了。
这就是沛丰功臣的力量，皇帝想用自己人，根本就不允许。
皇帝要搭班子，但班子根本就不用皇帝搭。接下来就是定战略，而战略也早定了。当时的主要战略对象是匈奴，而刘邦给定下的战略就是和亲。对外和亲匈奴，而对内呢？陆贾、萧何、曹参这伙人也给定下了，主要是曹参，就是黄老无为而治。所以，一直到武帝朝，汉朝皇帝完全不用操心战略的问题。大方向已经定了，明君也好、昏君也罢，只能搞具体微操。
那还有带队伍呢？就是皇帝这个领导与大臣们怎么相处。这个问题也不用操心。皇帝可以随便用人，但人必须得在沛丰功臣里出。大家肯定不造反，但皇帝也不能太过分。
汉文帝的宠臣邓通，这家伙已经跟文帝好到穿一条裤子的程度。一次，文帝在召见丞相申屠嘉，邓通就在文帝旁边。
但邓通放飞自我了，狐假虎威，不向丞相行礼。估计邓通没把申屠嘉当盘菜。申屠嘉最初就是刘邦身边的一个材官蹶张，即小队长。但这家伙命长，沛丰功臣一个一个的死，于是丞相就轮到他当了。
文帝宠臣邓通轻视了丞相申屠嘉，那后果就很严重。申屠嘉当场就翻脸，但这不算完。回到丞相府后，申屠嘉“檄召邓通诣丞相府”。
这是啥意思？丞相动了杀心，把邓通叫过来就是要杀了邓通。后来文帝也发了手令，才算救了邓通一命。
这就是西汉的君臣关系，皇帝可以有宠臣，但宠臣不能太过分。
但是，到了武帝朝，一切都翻天了。
汉武帝这家伙非要自己搭班子，在丞相主导的政府之外，又搞了一个内朝。
内朝负责决策，外朝负责执行。武帝也不管祖宗家法，战略也要自己定，对外积极战争、对内积极治理。沛丰功臣肯定担当不了武帝朝的战略，所以就要用自己人。
于是，对外搞战争用外戚的小舅子们，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这些人；对内搞治理用自己的内朝才士们，张汤、公孙弘、东方朔和主父偃这些人。那沛丰功臣为什么不反对？到武帝掌权的时候，大汉立国已经七十多年。
这时候，老功臣早死差不多了；老功臣的子嗣们，也在养尊处优中堕落了。所以，这时候谁也拦不住汉武帝。
那汉武帝算是明君吗？从结果上看，汉武帝开疆拓土了，所以算明君。但这个结果论有跳跃，就是忽略了当时大势。汉武帝只能算乘势之君，至于是否明君还应观察他的具体作为。
武帝朝的军事成就，在历代王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取河南之地，巩固北疆；取河西之地，隔绝胡羌、联通西域；汉四郡，拓土辽东、朝鲜；还有取西南夷和两越之地，拓土南疆。这些成就，只有到了大唐帝国才堪比肩。而武帝朝的治理手段，也为以后历代王朝提供了经验范本。比如内外朝制度，隋唐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就是内朝发展出来的。而盐铁专营，则为历代王朝提供了土地税之外的重要财政来源，特别是盐业专营一直持续到民国。
但汉武帝的成就也要看大势。一个大势是景帝朝基本搞定了诸侯王，内部稳固所以允许对外施力；一个是汉兴七十余年积蓄了大量人口和丰厚财富，手中有钱所以允许各种折腾。
一个是匈奴虽然正值鼎盛，但开始走下坡路。头曼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再传到伊稚斜单于，已经传了五任单于。
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铁律开始发挥作用，匈奴即将出现内部分裂。所以说，汉武帝是乘势而为。正是因为存在有利于己的大势利好，所以汉武帝才能开创史无前例的成就。
抓住机会、乘风破浪，也是明君。所以，即便有大势，只看汉武帝的开创性作为，也要承认。当然也有不足，宋朝的士大夫官僚们肯定不同意汉武帝的种种折腾，而且确实折腾的国家疲敝。
武帝之后，要直接跳到汉宣帝。汉宣帝是个小号汉武帝。如果论搭班子、定战略和带队伍，汉宣帝有过人之处。
比如平定羌人之乱，虽然汉宣帝与名将赵充国有各种龃龉，却一直重用这个名将。而羌人之乱在东汉搞战争就搞了六十多年，而西汉却高效率地给平定了。
所以，从结果上、从作为上，也得承认汉宣帝有明君的基础。关键是这家伙不糊涂，特别是他教训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汉元帝：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神道设教，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皇帝是天，你们老百姓都要听皇帝的。而独尊儒术呢？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皇帝尊儒，你们这些知识精英也要听皇帝的。所以，从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点看，汉宣帝是真装糊涂，但没有真糊涂。他有汉武帝的智商，所以治国理政就不会由着儒家士大夫随便搞。
但是，汉宣帝之后就完了。儒家意识形态从儒道设教变成了儒道国教，大家一起糊涂起来了。
所以，宣帝以后的皇帝们在思想上被儒家绑架，在行动上也被豪族、外戚绑架。
到这个时候，什么明君、什么昏君，全不好使。而且，儒道设教越来越重，直接搞出了王莽篡位和王莽改革。
王莽改革就是一场儒家原教旨主义的经济政治改革。而这个蛊却是从汉武帝时候种下来的，到汉宣帝以后，长大成熟，到王莽之时开始反噬整个帝国。
你可以讲故事，但故事是为了实践存在的。等你真把自己也当成了故事里的人，那就是故事的僭越。而结果只能杯具一盏。
所以，汉元帝及其之后的皇帝，也就不多说了。有昏君，但只有昏君的种种荒唐事；有明君，但只有明君的种种搞僵化。
东汉跟西汉都应该算两个朝代了。但有传承，西汉后期的问题全都留给了东汉，主要是豪族问题。西汉后期没能解决豪族，整个东汉也没有解决豪族。汉桓帝和汉灵帝是昏君，但昏君也是结果论。
豪族成了百姓与国家之间的厚障壁。这两个皇帝即便再昏聩，但昏聩的威力也透不过厚障壁。大势如此，争论明君与昏君已经毫无意义。
最后总结一下：
汉朝的明君很多，直接想见的是西汉初期到宣帝朝的几个，但这些所谓的明君，很多都是大势的结果。
从刘邦搭好班子、定好战略、确定队伍之后，西汉的前70多年，基本没变。这个盘子不变，西汉就不会出啥问题，有昏君也闹不出大乱子。所以，大家就都算明君了。
汉武帝算是一个有争议的明君，但也是一个乘势而为的大有为之主。但没有汉初70年的经济积累和政治形势，武帝朝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汉宣帝算是继承了汉武帝的衣钵，不仅弥补了武帝朝的狠辣彪悍，而且也做了积极的贡献。所以，汉宣帝和汉武帝都算明君。
但宣帝以后就出现了儒道设教的问题。儒道设教不是不好，但过犹不及。西汉后期在思想上被儒家绑架、在行动上被豪族官僚绑架。所以，也就回到了汉初时代，明君和昏君都不会有什么作为。
东汉应该跟西汉分着说，因为已经是两个朝代。东汉继承了西汉后期的所有问题，主要是豪族问题。所以，东汉的皇帝就甭想有什么作为，明君和昏君也只是殊途同归。
而在中原的各种大势之外，还有一个草原的大势。这个草原的大势就是草原帝国匈奴在持续不断的衰落。被汉武帝打得衰落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是草原陷入了混战泥淖而不能自拔。
两汉的匈奴、羌人以及鲜卑，完全无法跟唐以后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相提并论。所以，中央帝国或中原王朝甚至可以在很多时候直接忽略来自草原的压力。但后世王朝却没有这么幸运。
草原的这个大势，也是两汉明君更多一点儿的原因。压力不紧迫、局势不复杂，皇帝也就能够更自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