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人曹学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由于民国的几位著名文人，如鲁迅、沈从文、徐志摩、李叔同等，都有抛弃发妻、另寻新欢的行为，更加深了人们“自古文人多薄情”的观念。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多元文化的冲击。
民国时期，传统的中国文化与欧美的自由文化相互交融、碰撞。一方面受西方教育长大的人，追求平等、自由，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信奉旧俗和顺从，在意别人的看法。
这样两类人谁也不能理解谁的世界，但因为祖辈、父辈的关系，又无法完全割裂。
就像，鲁迅、胡适之类理解不了朱安、江冬秀们的生活，但还是遵从母命，娶了她们。
但结了婚，两人生活由于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上，又痛苦不已。
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曾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他们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其次，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倡导的是一夫多妻制，所以在传统的女性认识中，丈夫可以左拥右抱，但妻子必须从一而终。
在这种意识下，女人自觉把自己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在丈夫跟前，始终觉得低人一等。
鲁迅的太太——朱安的思想也是如此，自她嫁入周家，就没得到过丈夫的恩爱和礼遇，但她还是甘之如饴、任劳任怨地伺候家婆，鲁迅要带家人北上，问她的意见，她说：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即使无夫妻之实，但还有这夫妻之名！
鲁迅死后，他留下的遗嘱里没有关于朱安的一个字，朱安还是认为：周先生对我并不坏，她至死不肯说丈夫的一句坏话。
她这一生，都活在鲁迅的背影里，从未在意过自己的喜怒哀乐。
与她相比，江冬秀则可爱、洒脱许多。
自我意识的缺失，让朱安越来越卑微；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让江冬秀敢于以死相逼、保卫自己的婚姻。
第三，思想上的懒惰。
对朱安而言，婚前，她有6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以缩小和丈夫的思想差距，婚后，她又有17年的时间，可以弥补和丈夫的距离，但她都错过了。
她只顾做好女红、钻研厨艺、打理家务，但这些都不是鲁迅看重的。
他要的是一位能彼此交流的妻子，而不是一位埋头苦干的老妈子。
朱安或许觉得学习太苦，不愿学、不肯学，这种懒惰害了她一生。
朱安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大多数女人的共性。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还有部分男人身上“喜新厌旧”、“不负责任”的劣根性，在这一点上，不论古今、无关身份，没有例外。
所谓婚姻，终究还是一场门当户对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