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儿子成长了，原来就和母亲渐行渐远，他有他的思考，有他对这个世界的抱负，有他的朋友圈——那是任何父母都无法跨越进去的圈子。于是，和家人之间的情感也就渐渐平庸。
3、龙应台慌了，她不晓得该如何控制住她与儿子之间的接洽。于是，她邀儿子安德烈以通讯方法与她合写一个专栏，一方面她可以透过书信来懂得儿子的想法、心坎到底在做什么盘算，以及为人母亲最渴求知道的——过的好还是不好？这36封信就是如此发生出来的。
4、龙应台出身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来自一个渔村。她的儿子80后，台湾和德国混血，生涯在德国。龙应台的18岁，1969、1970年，住在人车杂踏、鸡鸭争道，只有一条窄马路的海边渔村（当时台湾也属“第三世界”）。白衣黑裙，预备考大学，对阿波罗登月、中国文革一知半解，外边的世界不存在。安德烈的18岁，踢足球，和朋友酒吧聊天、讨论《华氏911》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预备考驾照、去旅游和学中文。音乐和美术对龙应台来说是知识，不属于内在涵养，自觉有美的贫乏和对生涯艺术的愚笨。而安德烈一代人，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龙应台和安父亲都是博士），网络使其拥有普遍的知识，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
5、如此不同的两代人进行对话，他们讨论的话题涉及面很广，比如：族群问题和身份认同、政治活动和政治人物、民主自由和个体权力、价值取向和职业计划、风行文化和艺术鉴赏、生涯习惯、个性发展、衰老、逝世亡以及恋爱问题等等，母子俩都在思考、解剖，贯串其中的是坦诚和爱。
6、从他们的对话里，我看到的龙应台，是一个爱儿子的普通母亲，她在认真地懂得、认识儿子，同时也在尽力说明自己，三年的对话是胜利的，母子收获了伟大的幸福。在我看来，龙应台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酷爱，反台独、反专制、反强权，寻求民主、关怀民生，厌恶作秀的政治人物，呼叫公正正义。在给儿子的信里，她对“贫乏”、“愚蠢”的渔村娓娓道来（“渔村确切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才能，悲悯的才能，同情的才能，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利的狂妄、愿望的假装和种种时期的虚伪时，虽然艰苦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心所在”），她对故土台湾爱的深沉。在一些话题的讨论中，她多次提到大陆见闻，关于将来，说在西安的一家回民饭馆里，16岁的从甘肃山沟小村子出来的女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父母，安德烈说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龙应台就问：“安德烈，那16岁的女孩，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回忆自己，龙应台说：“18岁的我，不知道高速公路，不知道下水道，没进过音乐厅和美术馆，不知道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坏”。龙应台对安德烈说：“我对于享受和物资，带有几分疑惑的距离”，爬黄山的时候，她看到挑90斤重的少年挑夫，一边水泥、一边食品，凌晨4点出门，傍晚爬到山顶，回到家深夜，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一天挣30块钱。她说：“安德烈，30块钱不到3欧元，不够你买3球冰淇淋，山顶咖啡一杯20元，我不太敢喝，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艰苦呢？”她讲黄山少年，我很冲动，不知道安德烈是否也动容了。
7、从安德烈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更多是中西之间的差别，教导、意识，很多方面。比如，他们擅长理性思考，而我们重情绪抒发，他们会积极参与、干涉现实，而我们更多是旁观。18岁的安德烈和他朋友讨论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是不用讨论的，没什么好讨论或者讨论不出什么，我们受到的教导是接收，而不是思考，我们不会思考，也不会想去思考。我们依附长辈、引导，我们信任威望，我们从众、附庸。就香港选举时光表出台问题，安德烈置疑香港游行人数的少，在他看来，争夺小小的本该的权力，为什么不发出声音呢？龙应台是呼叫民主的，她在游行之列。当然，一些问题上，安德烈跟我们一样顾虑、懊恼。“妈，你要清晰接收一个事实，你有一个极其平淡的儿子。我几乎肯定不太可能有你们的造诣，你会绝望吗？”龙应台说：“我也请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你和别人比造诣，而是因为，我愿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力，选择有意义、有时光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营生。”
8、我完整赞同龙应台，但事实上只有少数的人不是被迫营生。以龙应台的这一段文字来看，我以为，她衷心的愿望自己的孩子是快活的。所有的母亲都愿望自己的孩子是快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为什么世上还是有这么多的父母把自己的期望压在孩子的身上呢？总是愿望自己的孩子是顶尖中的精英，不断的期许孩子的造诣能超出自己，这或许就是变相的施压吧。但……就放任着他一事无成、游手好闲？不！所有的母亲都会担忧，会紧张。如何拿捏其中的尺码，正是母亲的难堪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