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西汉戴圣所编的《礼记》一书中的第四十二篇，是儒家讲修身治国的书。经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竭力尊崇，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又由南宋朱熹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大学》被列为四书之首，是儒家重要经典。主要是因为它讲的是儒家的修身的方法和修身的次第。它的核心在于“自天子已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儒家讲的修身在《大学》，古人是非常重视的。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科举考试都是以朱熹的思想为标注答案的。考试所考的八股文就是我们现在的议论文，其中的论点必须符合朱熹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教育及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播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的作者没有一个明确认定，但是学术界普遍认可《大学》的作者是曾子。有三点原因：
其一、从其所倡导的儒家有关理论方面来看，《大学》确实与曾子理论有着极为近似之处。《大学》提倡人伦秩序，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在各种人伦关系中，尤以孝悌二者为重，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以为这种家庭伦理能够扩展而成为治国为政之道。而曾子即以其孝道理论著称于世，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孝道理论亦与治国为政相关。他说：“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可以看出，在有关孝道理论方面，两者具有一致性。在忠恕之道方面，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真诚，他说：“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这个思想在《大学》里面也处于重要位置，《大学》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其宽厚真挚的待人之道，与曾子思想如出一辙。
其二、《大学》与曾子思想相通的另一个突出之点，在于两者共有的“正心诚意”的修身论。而这一点也正是后儒以为《大学》主旨与曾子一脉相承的重要论据。高度重视个人的思想修养，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一大特色。曾子在传统儒家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修心”，即将外在的规则、约束等都内化于心灵，使得美德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更是内心所拥有的。曾子将孔子的思想线索，“一以贯之”概括为“忠恕”之道，宋儒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忠恕二者，事实上隐含了突出“心”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的意蕴（说见王均林先生《从孔子到孟子的儒家“修己”思想—兼论曾子承先启后的中介性作用》，《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曾子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本心为标尺的反省论。这一思想特征，与《大学》所强调的“正心”论若合符节，“正心”就是注重内心修养，其关键环节，在于“诚意”，即内心美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得内外、表里和谐地统一于“一”。曾子说：“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行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认为外在应当是内心恰如其分的体现，无须任何虚饰。而《大学》在论述“诚意”时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慎其独也”，都认为君子只求内心有所得，不以装模作样而自欺欺人，其所强调的与曾子完全一致。总之，在修身，尤其是重视“心”之作用这一方面，曾子理论与《大学》完全同步。因此人们常将曾子一派同《大学》联系起来，朱熹将《大学》的成书归于曾子，可谓目光如炬，清晰地注意到了儒家学派“修心”理论实肇始于曾子，而又在《大学》中得以充分发挥这个关键问题。
其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提出了儒家道统说，鉴于朱熹的表述更为准确。朱熹注《中庸》序里面提出一个概念，古代圣贤一个一个相传都有一个所谓的道统，圣圣相传从成汤到文武，在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就是一个传承谱系。《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大学》曾子的作品，《中庸》子思的作品，再加上《孟子》记载孟子的言论，这四位的作品合一起就是四书。
总之，无论《大学》的作者是谁，其阐发的主旨与曾子的思想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