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写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自此之后，重阳节的身影也逐渐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在唐代，重阳节更是出现在诗歌中，诗人们直抒胸臆，要么赞咏重阳节。如白居易在重阳节就写下了诗句“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要么借重阳节感慨人生际遇，如李白的“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唐代诗人王维在重阳节以一首诗歌表达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于是他写下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作为“一代文学”的宋词，重阳节是其重要的题材之一，宋代词人们创作了大量与重阳有关的词作。重阳节的习俗主要有佩茱萸或茱萸囊、饮菊花酒、登高望远、宴饮聚会等，这些习俗在以重阳节为主题的宋词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宋初词人晏殊的一首《诉衷情》，词中通过对节令、景物、环境的描写，烘托出重阳佳节倍思亲的气氛，最后点出主题，可以说是一首重阳节佳作。原词如下：
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
流水淡，碧天长。路茫茫。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
词起两句“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近重阳”，大意是说，在节气接近重阳的时候，芙蓉和金菊竞相绽放。应情应景的木芙蓉和黄菊的盛开点明了时间节令，词人用这两种在深秋时节盛开、能够在秋风中争香斗艳的花卉来表现重阳来临前的季节特征。
晏殊生活在北宋早期，他的大部分时间在京城汴梁度过，从这两句中也能看出汴梁的节日氛围。木芙蓉、菊花似乎是节日的标配，汴梁的百姓似乎对芙蓉和菊花格外钟情。
木芙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锦葵科、木槿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其花或白或粉或赤，皎若芙蓉出水，艳似菡萏展瓣，故有“芙蓉花”之称，又因其生于陆地，为木本植物，故又名“木芙蓉”。由于木芙蓉花大而色丽，适宜生长在水滨，开花时波光花影，相映益妍，分外妖娆，因此有“照水芙蓉”之称。
木芙蓉开的花一日三变，故又名“三变花”，木芙蓉在深秋时节绽开娇艳的花瓣，霜侵露凌却丰姿艳丽，占尽深秋风情。
据史料记载，自唐代，湖南湘江一带便有广泛种植木芙蓉的风俗，唐末诗人谭用之在诗中就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后来，木芙蓉成为大江南北随处可见的一种花卉，这当然是因为人们喜欢这种美丽的植物，所以才将它移植栽培到大江南北的庭院中。庭院中的木芙蓉，自然而然地起到了美化环境，点缀庭院的作用。
木芙蓉在深秋开放，自然是重阳节的应景之物，但要说到与重阳节最贴切的应景之物，除过植物本身的季节特性外，菊花应该是最应景的了。重阳节的一大主题是长寿，菊花是长寿之花，在对长寿的追求和象征上，菊花的象征意义与重阳节的主题高度契合，所以重阳节赏菊已然成为一种文化习俗。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陶渊明后，重阳与菊花的文化标志更加清晰明显，登高秋游之后，好友聚会，共赏菊花，同饮菊花酒，同食菊花糕。
在如此惬意的时刻，内心的焦虑，都可以在重阳节欢愉的气氛和澄澈的空气中得到消融，命运交错中的无奈与无解都可借由重阳节的一丛菊花得到一份诗意的解脱。
菊花姿态清秀，色彩绚丽，品种繁多，且性情高雅，是极具观赏性的花卉。由于菊花适逢农历九月开放，它便很自然地与重阳节相得益彰了。清秋气爽，菊花盛开，城里城外，片片金黄，此时赏菊，别有一番情趣。所以，重阳赏菊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习俗。作为北宋文化中心的汴梁，这一习俗自然也不例外。
在晏殊生活的时代，都城汴梁有专门栽培菊花的园圃，到期开放供游人玩赏。重阳佳节，民间也会根据花期如期举行一定规模的花市，为爱菊的人们提供赛菊的场所。
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往往让花匠栽培数百盆菊花，摆放在庭院中供家人观赏，路过的游人也会驻足观看；商家则会抓住这个难得的商机，酒家、茶馆、店铺皆以菊花来装点门面，以招揽顾客。
当时的汴梁城（今开封），在重阳节来临之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会用菊花装扮自己的庭院，人们不仅普遍种植菊花，而且对菊花的培育已相当精细，菊花的品种也愈来愈多。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绚丽多姿的菊花，真可谓是菊花的海洋。如今开封人依然爱养菊花，并把菊花作为市花，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在晏殊的这首词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探讨一下，就是木芙蓉、菊花等植物。它们不仅是重阳节的应景之物，除了植物本身的观赏性之外，它还以裁剪的形式出现在北宋的重阳节里，作为馈赠亲友的礼物，用来传递友谊，交流情感。
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宋代文献资料记载，在北宋都城汴梁，每逢重阳节来临之际，人们往往“剪彩缯为茱萸、菊、木芙蓉花，以相送遗”。这一习俗与王维生活唐代有明显不同了，唐代的人们会在重阳节的这天会将茱萸插在发梢上。
晏殊生活的北宋，人们在重阳节还保留着头插茱萸的习俗，但具体做法却打破了以往传统的习俗而有所创新。人们不再从野外采摘茱萸，而是将彩色的丝绸剪裁成茱萸、木芙蓉或菊花的形状互相赠送，然后像头饰一样佩戴起来。
这时的人们已将重阳节插茱萸的习俗演变为一种外在美，人们头插茱萸已不仅仅是为了寓意平安吉利，同时也希望自己会因此而装扮得更加美丽。这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反映了人对美的着意追求。
接下来两句“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大意是说：远处的乡村，秋色如画中一般美丽，树林间从浓密的红叶中透出稀疏的黄色。
从词义来看，很显然词人的视野和足迹已经来到了郊外，他登高远眺，美丽的深秋景色尽收眼底。为了渲染画意，增加色调，词人从近景写到远景，从周围写到乡村，从花写到树。
秋景最美的，本来就是秋叶。词人又细腻地写了红树中间还带着一些“疏黄”的色彩，让画面的层次感更加突出，也呈现出层林尽染的唯美意境。显然，树叶的红是浓密的，而黄则是稀疏的，这种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色彩搭配，既是大自然中的美的呈现，也是词作意境美的体现。
北宋都城汴梁，重阳节登高之风极为盛行。深秋九月，秋高气爽，云淡风轻，层林尽染，重阳佳节，金桂飘香，菊花盛开，正是登高望远、怡情赏景的好时光。汴梁城中的人们，在这个传统节日里，会结伴而行，他们扶老携幼，用登高望远的传统习俗来度过这样一个节日。
拂晓登高，可以在云蒸霞蔚中领略大自然的绮丽风光，朝霞掩映下的繁华都市与五彩斑斓的山林风光也尽收眼底，这会让登高者心旷神怡，而在日落时分，登山者也可以观赏炊烟落日的美景。所以在重阳节这一天，登高望远者是络绎不绝的，山上游人如织，人声鼎沸，一派节日的欢愉。
北宋都城汴梁，地处广袤的平原上，很多人认为没有什么高山可供游人登临，但其实在汴梁城内城外仍有不少可供游人登临的台塔冈阜，这些地方多为有着深厚人文印记的名胜之地，所以很多人将这些地方视为登临的理想之地。
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九月重阳，……都城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囚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仓王庙，据传为仓颉造字的地方，有造字台等遗迹，在汴梁城北郊。其他地方或以名胜、或以园林、或以风景见长，各有特色。
生活在汴梁的都市人，登高望远成为秋游的首选，重阳登高还可以寄托对秋天的情思。这正如《干金月令》中记载的“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
久居都市的文人墨客，在重阳节游玩之后，饮酒赋诗，以寄情怀，所以一首首重阳节的诗、一阕阕重阳节的词就在这样的情境中产生了。
“流水淡，碧天长”，汴梁一带，到了深秋时节，降水会明显减少，河水也就不会泛滥。所以秋雨少，秋水无波，清澈明净。这两句描写自然美景，用笔自然，色彩恬淡，表现的也是词人闲适的心境。
但到“路茫茫”三字，词义明显有了转变，词人带着感慨情绪说前路茫茫把握不住。继而当他看到鸿雁飞来，又引起无限的愁思来。晏殊有什么愁思呢？晏殊一生衣食无忧，富贵优游，所以他的忧愁是伤春悲秋，也就是内心的些许闲愁吧。
晏殊是一个感性的人，他在词作中经常会表现出这种闲愁。如在《清平乐》中，他说“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在《破阵子》中，他说“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在《浣溪沙》中，他说“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实将晏殊的这些词作稍作梳理，就会发现，他感慨的其实是留不住美好年华，他感慨美好时光在一天天无情地消逝，他感慨有限的年岁消磨于无限的光阴中，不可挽留。
所以他会借助歌词，一次次地沉思，一次次地感悟，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日常化的人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歌词里才会一次又一次地流露出伤感的情愫。
作为北宋早期词人，晏殊在词中已经表现出了欢乐之后，对时光与生命本质的思考，也超出了花间词派吟风弄月的藩篱，拥有了前者缺乏的深沉而隽永的思考，这种欢乐之中蕴含忧患意识才是晏殊词中最为可贵的地方。
可以说正是像晏殊这样北宋早期词人，用词作展示了全新的情感世界，宋词也由此正式进入了“一代文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