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一副风俗画，作品用长卷的形式，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了北宋汴京的城市风貌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当时浓郁的商业气息、繁荣的市场交易、蓬勃的服务行业、热闹的市井生活，打眼一看，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繁华的大好盛世。
但要知道，《清明上河图》成画于北宋末期徽宗年间，这位轻佻的皇帝在蔡京“丰亨豫大”之说的鼓动下，搜集了无数的奇石珍鸟，宫廷用度奢华无比，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殿，大肆挥霍着本就不再富裕的家底。实际上，《清明上河图》的开篇就是一株断树，断裂处直指汴梁，暗示了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朝廷的根基已然腐朽不堪。
《清明上河图》的细节刻画不止于此，有更多令人拍案叫绝的局部险情：比如有三位运输货币的车夫，在熙熙攘攘的街上他们并不显眼，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身高比例与铜钱大小有问题——这些铜钱远比普通的钱币要大得多。张择端自然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而这些大钱实际上是北宋朝廷发行的“当十钱”，以三钱之重的铜，铸十钱之币。
那么面值这么大的钱币流通起来方便吗？当时有一位宫廷宴会上的乐师在小摊贩那里买酒，花一枚大钱喝了一杯而索要找零时，那卖酒人无奈地说：“我这才刚出市，还没卖得零钱，要不你再多喝几杯？”这位乐师不得不连喝了五六杯，摸着肚子感叹道：“得亏是当十钱，要是相公改成当百钱可怎么办呦……”
当十钱流通不便虽惹人非议，但比起货币贬值造成的灾难而言，这点麻烦简直不算什么。当十钱由于货币价值虚高，其价值最多只相当于三文小平钱，即使用了非常精细的制作方法，铸钱利润仍高40%，这让私铸钱者趋之若鹜。
面对盗铸成风、交易不便及物价飞涨等现象，朝廷不得不调整政策来平抑物价。从崇宁四年（1105）到崇宁五年（1106）短短一年间，当十钱不断贬值，某些地方当五，有些地方当三，这一段时间朝廷的诏令相当混乱，甚至前后矛盾。货币政策朝令夕改对经济活动的打击毋庸置疑，明明是大白天却市门紧闭，有人拿着钱求购一捆柴火、一斗米，直到天色暗了都没人肯卖。
北宋的物价上涨到底有多严重呢？在《清明上河图》中,有家羊肉店叫“孙羊店”,店外挂的牌子上写着“每斤六十足”，据研究人员推测，这一斤净羊肉的价格大概在一百二十文以上。可数十年前，宋英宗年间的羊肉才三十余文一斤，到了北宋末年，羊肉价格已经涨至三百八十五文了。短短几十年间，物价翻了十几倍，“物价暴涨，细民不易”， 钱轻而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引起通货膨胀的钱法改革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源，而底层人民在货币政策的盘剥下只能艰难度日。
北宋末期的敛财方法还不止于此，徽宗时期实行盐钞法，商人买盐需要先买购盐许可证。然而统治者朝令夕改，盐未拿到，盐钞已换，花费巨额买来的盐钞变成了废纸，同时还要承担沉重的盐税，盐商们苦不堪言。在《清明上河图》中，有一个盐埔，店里大量的盐块无人问津，就是因为盐税过重让官盐价格昂贵，黑市里的私盐贸易猖獗，政府收不到盐税便继续加税，形成恶性循环。
可政府收了这么多钱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君臣的奢侈生活。据说北宋时期一个九品芝麻官的月薪再加上额外的补贴，其俸禄是六百年后清朝官员的5倍之多，这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
而徽宗喜欢奇石花木，甚至调用了大批运粮官船来运输花石纲。《清明上河图》中，汴河上无数粮船忙忙碌碌，而这些船上却看不到任何兵卒守卫，都是私家粮船。这导致国家对粮食失去了掌控力，当粮食危机发生时，北宋政府直接躺平等死，根本无力调控粮价。
庞大的财政支出之下，惠国惠民的水利设施却不修，百姓衣食所系的河道无人整治。《清明上河图》中，汴河两岸竟无一堤坝，抗洪能力几乎为零，徽宗统治的二十年间，光特大水灾就发生了十四起，无数百姓因此颠沛流离。有人可能要问了，北宋朝廷难道就没想过兴建水利设施，治理水祸吗？答案是，兴修水利的本事没有，但借修水利敛财贪腐的本事有，而且很大。
混乱的货币政策、繁重的赋税、严苛的统治、频繁的天灾让这个原本富足的国家变得岌岌可危，《清明上河图》表面上记载了欣欣向荣、华灯璀璨、车水马龙的清明盛世，但对其细细解读，便能察觉隐藏在繁华闹市下的经济危机。基于对朝廷社稷的牵挂，张择端以画谏言，向人们警示社会的种种矛盾，但这幅画并不被徽宗所喜爱，不久之后就将其转赐他人，继续沉浸在粉饰太平的糜烂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