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网-时代新闻
文/于
谈及中国近代史上改革者的亲身经历，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一书中说:“郭嵩焘特别惨。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西方)的外交使节，他在冷嘲热讽中走出了这个国家。作为洋务同辈中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早熟之人，他被攻击说了太多真话，他被撕得粉碎。在他去世之前，大使的日记被销毁了；他死后(庚子事变正如火如荼时)，也有人要他杀尸谢世。”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这样的经历真的很尴尬。然而，郭松涛是谁？他的身世、事迹、智力、命运如何？具体情况恐怕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维新派相比，无论是被梁启超称为“敬其才，惜其知，悲其遇”的李鸿章，还是“我执刀笑天，心与胆留昆仑山”的谭嗣同，郭嵩焘的知名度和重要性都要逊色不少。但如果今天用“后见之明”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我们可以透过郭嵩焘身上穿的诸多误区，看到一个先知性的人物。如果深挖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思想变迁的角度探究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可以发现郭嵩焘对历史的改变并不大，但他却提醒了后人很多东西。可以说，从19世纪最后50年的“短暂历史”来看，郭嵩焘的实际影响力是有限的；但从近代以来二三百年的“历史长河”来看，郭嵩焘的启发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当今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郭嵩焘可能是一把非常适合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思想钥匙。
1.厌倦了独自醒来
当代著名学者、中南大学教授孟泽近日由岳麓书社出版了《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巨变》一书。本书源于十几年前孟泽先生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大讲堂》所做的郭松涛讲座文字记录。十几年来，通过讲、读、写、删、改、加，今天以《独醒之累》为主要标题呈现在大众面前的郭嵩焘传记，可谓是一部经过精心打磨的传记。孟泽先生以既有道理又有文采的文笔，用40多万字深入描写了一个身处时代大潮中，求学、为官、隐居、出国的人，以他孩童般的率真和童心面对家国大事，积极将自己的人生融入时代大势，却屡遭挫折，不断面临误解，不得不背负“独醒”的重担
郭颂-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现代历史人物。他生前被人指责，被人泼了“脏水”。这样的人，自然很难得到家乡长辈的尊重。孟泽先生说，他去过郭嵩焘的故乡湘阴、汨罗，但几乎找不到郭嵩焘的“遗物”。而同样是湘阴人，与郭嵩焘一生关系密切的左，却受到了老乡们的格外关注。当然，左的能力、才华、成就百年难得一见，但孟泽先生自信地预言:“五十年后，郭嵩焘的名气将高于左。”当然，这并不是武断的轻描淡写，而是孟泽先生对郭嵩焘本人及其所处时代的巨变进行全面考察、同情理解和严谨研究后做出的清醒判断。
2.三重“回归”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巨变》这本书，绝不是反思对古代的怀念，也不仅仅是纠正或“平反”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反思历史的作品，欣赏时事的作品，发掘微妙人性的作品。
读完这本书，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三重“回归”感。
首先，回到历史遗迹。“光绪十五年(1889年)，郭嵩焘在长沙寓所开始写回忆录式的《余池老人自述》。断断续续地写，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二十日，他快要死的时候，病了就停笔了。…… \”孟泽先生以简洁细腻的文笔重构了郭嵩焘的历史时间空，让读者通过文字和脑中的影像，回到巨变和震撼的历史场景，与当时的人们一起思考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传统中国的出路。
第二，是回归中国传统社会。从家风到科举制度，从官规到人际交往，从民风民俗到社会心态，孟泽先生通过真实生动的历史故事，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模式和精神面貌，如卷轴画一般，慢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今天的人们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祖先曾经面对和生活过的社会。
第三，是回归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性。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是后人“书写”和“重构”的。如果不小心，很容易给人一种抽象或者扭曲的感觉。曾经，我们读到的历史人物非此即彼，尤其是在历史大变革的时候，爱国者和汉奸，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坏人，英雄和罪人被我们划分的很清楚。事实上，历史人物也是人，有些人的喜怒哀乐，有些人的世俗欲望，有些人的是非。在本书中，孟泽先生笔下的“第一英雄”郭嵩焘与郭笔下的“重要他人”，如曾国藩、左、胡林翼、李鸿章、、严复等人，在个人的长处与局限、性情与心机、勇气与退缩、亲情与背叛、善良与残忍等方面相互交织。，构成了真实人性的不同侧面。以此为镜，也能折射出自己的人性。
3.叛国还是爱国？
作为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历史人物，郭嵩焘身上最大的污点恐怕就是他的卖国行为和崇洋媚外，为时人和后人所诟病。但是，判断他“罪”的证据不一定站得住脚。
比如，刘锡鸿作为郭嵩焘的驻外副使节，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列举了郭嵩焘叛国的“三大罪”:一是郭嵩焘访某英枪深圳命网时，寒风凛冽，英提督见郭嵩焘瑟瑟发抖，就把自己的外套拿过来给郭穿上。刘锡鸿认为，就算冻死也不能穿洋人的衣服。其次，在白金汉宫听音乐的时候，郭松涛反复拿着音乐单，模仿外国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听不懂的。第三，在某个场合，见到巴西国王，郭嵩焘擅自站出来。刘锡鸿想，开放的中国，怎么能向有效的君主致敬呢？
这些代表文明的礼貌行为，在今天看来，却被视为卖国行为，实在可笑。但是，当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时间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了解刘锡鸿的人很多，因为要知道，我们中国人今天所取得的一些普世知识，是通过近代以来无数次血与火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取得的。郭嵩焘的失意是那个时代的挫折，郭嵩焘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因为他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王元化先生在《郭嵩焘与湖南新政》一文中说:“郭嵩焘是早期维新变法思潮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不仅远远超过了主张洋务运动的前辈，同时期的维新派也很难与他相比。”当代著名编辑钟叔和先生在《论郭嵩焘》中也说:“郭嵩焘对当时世界，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人。”
与王元化先生和钟叔和先生相比，孟泽先生也有类似的见解，但更为具体。孟泽先生在书中说:“郭嵩焘不同于李鸿章等。，因为他更关心的是别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而不是他对坚船利炮的赞赏。”也就是说，郭松涛可以在深圳生活网看到强大的西方物件背后的西方文明的“精髓”。郭嵩焘原话中说:“西方国家的建立，有其源有其终，是以政教为基础的，其终在于商人、造船、器械制造，三者相辅相成，以利其强。”郭嵩焘在探寻西方文明根基的同时，也积极反思中国文化的不足。他质疑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重农抑商的制度，甚至“圣人之治”的传统。这些也成为人们攻击郭松涛不爱国的借口。
它是中华爱国民族经久不衰的精神传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最高道德规范。然而，爱国是否意味着固守“祖宗之法”？爱国只是抵抗外侮吗？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袁惟实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第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一位爱国者。另一类爱国主义则致力于推陈出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而将国家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因为这种爱国的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必然会触犯某个社会群体的既得利益，所以往往会受到不同动机的嘲讽。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者的代表之一。
袁惟实先生的判断可谓真知灼见，既拓宽了爱国主义的内涵，又给郭嵩焘这样有价值的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地位。
4.另一种勇气
郭颂-陶曾在一首诗中自慰:“经过几百代、几千年的传承，可以肯定这个人是存在于世的。”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但也是发自内心的无奈。为什么一定要《深圳生活百代网》才能被世人理解？因为他的见识远超当时，思想也没有融入当时的社会，尤其是从英国回来后，他觉得自己得罪了周围的世界。但郭松涛依然不妥协，不退缩，不随大流。在荣誉大于生死的传统社会，郭嵩焘能如此独立，坚守真理，不仅是智慧和见识的问题，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
勇气，是无所畏惧的胆识和勇气。一般来说，勇气的定义是“不怕困难”，即能够克服困难，例如，能够打败敌人的堡垒，完成艰巨的任务，解决社会问题。比如曾国藩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候，有临危受命的勇气，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这是一种“不畏艰难的勇气”。
其实还有一种勇气，就是“不怕误会和邪恶的勇气”。当代教育家吴康宁先生曾这样描述这种勇气:负责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大多数选择很难得到人们公开的正面评价，却可能遭到质疑、指责、污名化，甚至威胁、报复。但是，为了自己坚信的真理，为了自己心中的良知，他还是选择了承担责任，无所畏惧，坦然面对。这段话并没有具体描述某一个人，但是看了《一个人被唤醒的疲惫》，了解了郭嵩焘的人生经历，我们不得不觉得郭嵩焘是一个“不怕误会和邪恶的勇气”的典范。更何况他的勇气并不是源于年轻气盛，而是坚持到了生命的尽头。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他的《对世界的挫折感——郭嵩焘与道贤的时代》一书中说，郭嵩焘“晚年仍相当固执己见，不随世俗而变，表现出一些知识分子和道德上的勇气”。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融入了整个世界，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嵩焘的“先见之明”，也成了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但是，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很少有像郭松涛这样有魄力的人。阅读郭颂，学习郭颂，不是要学习他如何做出贡献，而是要学习他如何形成非凡的洞察力，如何形成强大的勇气。正如孟泽先生在书中所说，郭嵩焘“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芬芳的灵魂，一个超越时代的关于中西文明的洞见和思考，而不是一个催人奋进的不朽业绩”。
作者简介:余，《新课改》杂志执行主编，教育学硕士，文史爱好者。他在各种教育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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