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轻松是什么意思？(别人夸你轻松，你怎么说)
四川话和川味一样，短短20年就风靡全国。似乎不管人在哪里，都会说“八仕德班”和“熊琪”，就像遍地开花的四川火锅店一样，是一派繁荣景象。但这些只是四川话的浮毛，看似密密麻麻，真正的皮肤危机只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才能看懂。
记者|薛浩
摄影|蔡小川
成都，不只是成都话。
到达成都后的第二天，新冠肺炎在皮都区爆发。一对70岁左右的老夫妻核酸检测相继呈阳性，第二天，他们20岁的孙女被确诊。然后，因为一晚上去了好几家酒吧，这个女孩成了网络风暴的焦点。今天晚上，采访结束后，我们赶上了晚上的高峰时间，下班后我们和人群一起走回了住处。一路上，人们总能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女孩。有指责也有理解，包括四川话和普通话。
一夜之间，原本无忧无虑的成都迅速进入紧张状态。平日里，繁忙的太古里和春熙路失去了一半以上的流量。冬天的成都总是阴雨连绵，阳光难见，让整个城市的氛围更加黯淡。没有人知道第二天是否会有更多确诊病例，“封城”的谣言也在四处传播。在路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在出入口的各种检查要严格几倍。之前计划采访的几个川剧和讲故事表演场馆相继关闭，方言的采访突然无处可去。
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四川话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当吴语、客家话等方言面临失传或退化的困境时，四川话中的说唱音乐、电影、短视频、街头流行语遍布全国，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其他地方。看来四川话的传承并没有这么大的困境。一开始，我很好奇方言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和谐共存并传承下去的。为什么它总能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但经过几天对当地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翻译家和市民的采访，我再也不能这么乐观了。
人民公园的何铭茶馆是成都最著名的老茶馆之一。虽然来这里的游客很多，但这里仍然是老成都人经常来的地方，一边喝茶，一边摆好龙门阵。
疫情发生后，我在网上看到了皮都区的新闻，里面有一段视频记录了皮都区一个社区晚上的广播，喇叭里标准的郫县方言喊着“踩苏州就砍，疯跑。”我相信刮完家，结节用活哈栓检查和清除。细细的一堆堆，细细的臭热(音ra)发出声响。门口戴口罩，注意。\”
这些话，我用了郫县方言的发音，翻译为:“特殊时期，不要到处乱跑，相信国家，积极配合核酸检测。不要聚在一起，不要凑热闹，出门戴口罩，注意消毒。”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听郫县话，才发现发音和成都话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成都人说“国”的时候，“国”字大致是“鬼”的音，而郫县方言发音是“刮”，是一个开口音。“特”和“特”在郫县方言中也发音为开音“Ta”，在成都方言中发音为“Te”。“消毒”的“毒”在成都听起来有点像“堵”，第三次，在郫县变成了“缉”。
皮都区位于成都西北部。原来是郫县。2017年1月，皮都区正式成立，成为成都的一个区。同一个城市的主城区和远郊县区的方言口音差别不小。成都人能听出口音的不同。
从口音的差异推断，喇叭里的声音应该是一个50岁的中年男子面朝上。这个判断是在采访了几位老成都人之后做出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温迪，1956年出生于成都。从事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研究多年。他的家乡成都是他研究中最重要的样本。温迪告诉我，他小时候成都有好几个口音，比如府南河内外的口音有差别，南方成都和双流也有差别。当时如果按照口音来细分，方言区可以划分到很小的范围，但是现在，小区域口音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即使是年轻的郫县人也能在扬声器里说标准的郫县方言。
成都博尔帕拉迪大街附近的老街藏着地道的老成都话。
然而，无论是皮都区、金牛区、青羊区还是锦江区，都说地道的成都话。根据汉语方言系统的划分，成都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在中国七大方言系统中，普通话是划分最广、使用最广的。70%的汉族人讲普通话方言，即北方方言，其中讲西南官话的约有2.7亿人，数量最多。
成都话是典型的西南官话。1997年重庆直辖后，很多人把重庆话和成都话视为西南官话最重要的两个代表。然而，一些老语言学家在研究方言时，并没有刻意严格按照行政区划来区分方言。他们仍将重庆话纳入整个四川方言体系。老一辈人根据四个位置看待四川方言:东、西、北、南、川东，也就是现在的重庆。
无论怎么划分，西南官话都是四川人的第一方言。但有趣的是，仅在成都郊区，至少有四种方言。比如东部龙泉驿有一个洛带古镇，是四川客家聚集地之一。他们以前说客家话，但在四川呆久了，就成了“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说带四川口音的客家话，四川人听不懂，客家人也听不懂。只有洛带人自己形成了一个方言闭环——只有方言才能互相理解。在成都东北不到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金堂县，那里的人说湘语。而青白江区北部的彭州，有人说闽南语。此外，还有零星的地方说着四川话。
只是成都周边有复杂的方言区，这只是四川的一个缩影。整个川渝地区其他地方有很多方言簇，大部分不相邻。当地语言学家称这些地方为“方言岛”。为什么会这样，西南官话从何而来？要找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300年前的伟大移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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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说方言吗？”
凝固流动的语言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是四川方言专家。他指出，作为西南官话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四川话的通行区域不仅限于四川，还包括从北至陕南、南至云贵、东至湘西、湖北的广大地区，辐射范围较广。“今天绝大多数四川人不再是古代巴蜀人的后裔，因为四川的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迁移是一种历史社会文化现象，而方言是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产物。”
四川现在的人口是大移民的结果。元末明初和清初进入四川的移民，决定了现在四川方言的出现。根据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等地58个家谱的研究，在清朝以前入川的118个家族中，湖广有85个家族，其中麻城有65个家族。因此，在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的高潮中，湖广民族数量最多，被称为“湖广填川”。由此，湖北方言成为四川方言的重要基础，夹杂着地方方言的特点。随着长期的融合变化，四川话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正是因为清代人口结构的变化，成都周边才有了客家话、湘语、闽南话。西南官话的语音系统也是普通话中最简单的。西南官话是一种过渡性的南方官话，除了普通话有清浊等共同特征外。
我们现在听到的四川话并不是一种古老的方言。它的历史只有300多年。回头看，不知道四川人说什么。然而，它是否与更早的古蜀方言有关？或者，我们还能在现代四川话中找到古蜀语的影子吗？这个问题，西南交通大学的语言学家王其明研究了很多年。
西南交通大学语言学家王其明
王其明的作品叫做《方言考古》。他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漫游，寻找古蜀语言的语音和语法结构，进而重构了中古蜀人的语言体系。
如何通过文献确认上古和中古时期的语音和气质，是王其明方言考古的一个难点。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总结出了自己的方法。一是根据文字做基本判断，因为80%左右的文字是形声字，这样发音基本可以判断，但可能不准确；其次，从用韵上看，押韵词、历代韵文与作者籍贯的联系都是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三，根据古音注释，隋代陆发彦所著《切韵》规范了中古时期的普通话语音系统，是研究古音的重要古籍。最后，翻译作品也很重要，比如中世纪翻译的佛经，都是珍贵的文学基础。
王其明解释说，在语言的各种要素中，词汇变化最快，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词汇表达方式，这也是语言断代最快的工具，其次是发音，变化最慢的是语法结构。在王其明看来，“今天的四川话已经是一种混合方言，但它的底层是古蜀方言”。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方言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极其缓慢。与政治形势和利益的变化相比，方言是静止的、冻结的。通常，很难意识到方言在个人生活中的变化。只有跳出来，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去看，才能体会到方言的变化，就像秦汉语法与唐宋语法完全不同一样。
时至今日，四川话仍在变化。人类在选择语言的时候总是很聪明，那些不易使用、与时代脱节的方言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未来方言考古的化石。
喝茶麻将是成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黄教授用成都话给我讲了几个特别的词:“一、二、三、四个‘口’字，都是成都话的读音。从这些字也可以看出，根据四川话的发音，也有普通话中不存在的字。”一个“口”字是“口”的意思，两个“口”字并排写，在成都话里是“儿”的意思，就是嘴对嘴，也就是打孩子；三个“口”是“货”；四张嘴放在一个字里，东一象限，西一象限，北一象限，南一象限，东一象限，西一象限，南一象限，东一象限，东一象限，东一象限，西一象限，南一象限，东一象限，东一象限，西一象限， 南一象限，东一象限，东一象限，西一象限，南一象限，东一象限，西一象限，“一”和“一”都采用非常象形的造字方法，直接明了。
还有一个“雅”和“雅饭”两个字，日语读作“don”，普通话中正确的发音是“D m: n”，而成都方言中“ter”的发音是一个拟声词，用来形容石头被扔进井里的声音。成都人还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木”字，两个“木”之间夹着一块石头，在方言中读作“kā”。如果你组成一个单词，它就是“娇娇”，发音为“Kāgu gu”，意思是“每个角落”。
成都人总说“安逸”，不仅仅是安逸，更是精彩和美好。据黄考证，这个词出自《庄子》。《庄子·至乐》说:“受苦者不能自在，口不能厚，形不能花枝招展，目不能淫荡，耳不能听。”在现在的四川话中，延续“安逸”一词的古义大概是最合适的。
在四川作家李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古代的词语，“逸”的例子比比皆是。还有一种说法叫“马旗脸”，老成都人用得多，意思是生气的时候给面子。最早出自《说文》，李在他的《风波》中写道:“你看他的样子，昂着头，脸长在马上，比我们总经理的架子还大。”
找出上面的例子来说明四川话的形象。让文字和文字都传达出画面感是很难的，我觉得以上的文字，除了“轻松”之外，都做到了。很多有趣的方言词干都变成了纸和词，意义和乐趣至少减半。不懂这种方言，没有相关生活经验的人就更迷茫了。总觉得方言是用来说话的，写的时候味道不对。
如何用文字表达语言，是我这次遇到的最大困境。对于同行摄影师来说，他的困境是如何用图像来表达方言。我们能不能一如既往只拍一些风土人情和城市街景？方言的特殊性是什么？他甚至担心:“我一定要射人的嘴吗？”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都遇到了问题。
这个难题很难解决，因为语言、文字和图像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想传达内容，能传达同样的内容。但这三种媒介各有其强烈的表达属性和侧重点，其思维方式和传播形式也完全不同。
“低端生活”爱好者
在这个问题上，成都当地的翻译周更有发言权。他曾翻译过奈保尔的传记、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约翰·伯杰的《猪之地》等。他是成都人，五年前回到成都居住。然而，多年在港澳的海外生活经历，让他有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几乎只看英文媒体，喜欢在最受欢迎的街道、菜市场、茶馆闲逛。他说自己是成都“低端生活”的粉丝和挖掘者。和周的会面是在新二村的茶馆，你可以在这里坐一天，打麻将五元一碗茶。这是周在老成都最喜欢的“低端生活”。
周告诉我，在翻译《奈保尔传》的时候，因为奈保尔是在加勒比海长大的印度裔，家里人都说的都是印度英语，不标准，不地道，口音很重，有些原汁原味的口音很难表达。这是一个英语字母表，当你看到一个单词时，你可以想象它的发音。在印度，许多有趣和幽默的负担都埋在单词的拼写错误中。一旦翻译成像汉语这样的象形文字，幽默讽刺的内涵最多只能传达十分之一，原文的趣味性大大降低。这可能是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天然屏障，也正是因为如此，语言和文字才能有自己的魅力，不能互相替代。
作家、翻译家周是成都“低端生活”的爱好者和探索者。
周也讲过一个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向西南迁移，以成都为中心，周边50至100公里范围内，历史上最著名的机场有18个。特别是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50多万人在成都周边新建扩建了世界级重型轰炸机机场和战斗机机场。
由于通讯发达，文化中心一度向西南方向移动，所以成都能比上海更早看到新好莱坞电影。电影刚在成都上映时，字幕也是在成都分发的。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时代，对于字幕没有统一的标准化要求，所以字幕中会出现很多成都方言。周记得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例子。比如一男一女说亲密的情话，叫对方亲爱的，应该翻译成“亲爱的，你真好”。然而，当字幕在成都时，这句话变成了“亲爱的，你真好”。“怪怪”是四川情侣间的昵称，但20世纪40年代的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通常“怪怪”这个词总是放在孩子身上。
成都人非常依恋自己的语言。一个原因是他们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感。温迪和周都说，他们小时候在成都读书，上课都用四川话。没有老师说普通话，学生也说成都话。普通话普及后，成都方言的变化明显加快。
老成都人、艺术家王海自称“街头娃”，用成都话念“宝宝”。他告诉我，20世纪，成都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移民浪潮。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重庆成为首都，整个四川地区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在此期间，大量外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到四川。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以东北、上海移民为主。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大院里，形成了成都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大院文化”。
设计师、艺术家王海是一个在成都出生长大的“街头娃”。
这些在成都出生长大的读书人，都说的都是从小在身体里长大的成都话。温迪认为这是因为成都人的城市感很强，这也是我一开始看好四川话未来的原因。但在他们看来，四川话虽然还保留着四川发音的口音，但和他们年轻时的四川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西安，成都话读“汉”，年轻一代读“贤”；冼，成都话读“宣”，晚辈读“冼”；浣花xi，成都话读“宽花旗”，晚辈读“浣花Xi”。这些词基本保留了西南官话的语调，但发音几乎被官话同化了。
“熊琪”这个词，很有现代四川话的代表性，其实是一个很近的新词。上世纪90年代足球热的时候，四川足球不是顶级水平，但也是一流球队。“熊琪”一词形成于A-A游戏盛行的时代。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和性有关，但是用在赛场上，就变成了“加油”的意思。从足球的外延来看，“熊琪”已经成为四川地方特色的流行语。
20世纪40年代，瑞典汉学家启尔德来华研究方言，四川是他的重要一站。在结构语言学的框架下，他还编写了《四川方言粘着形式句法分析》和《四川方言英语教材》，供外国人学习四川方言。在他看来，听说能力对于快速了解中国尤为重要，其次是阅读中文的能力和书写汉字的能力。“学习四川话的本质在于词汇和句子，而不是汉字本身，更不是成语。”因此，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方言词汇。可惜现在很多俗语连四川人都不会说了。
不久前，周开设了一个初中写作班，主要由小学六年级到二年级的孩子参加。他们大约12岁，正面临或刚刚经历人生前进的第一个比较大的门槛——小升初。基于多年的写作和翻译工作经验，周希望教会孩子树立独立的写作观，这与学校教授的应试语文教育不同。本来只是教写字，但是周发现来上课的孩子都离方言很远，有的甚至连菜市场里的成都话都听不懂。四川话的危机在于方言的不断变化，语言的变化意味着记忆的变化甚至丧失。然而，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方言是在不断分裂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旧的方言模式会改变，新的可能会诞生，但这个过程仍然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