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有名的妇产科大家司徒亮，是红房子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上世纪50年代，他在任期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带领二十余名红房子人西迁援建重医，护佑一方妇儿安康。改革开放后，年近七旬的他积极要求入党，并在做完气管切开术还未痊愈时，裹着纱布坚持参加党组织生活。
当年司徒亮的出发地——“红房子医院”，历经137年风雨，已成长为拥有35个党支部、配备一支94.29%比例的“双带头人”（副高以上职称或医院中层担任支部书记）战斗堡垒。无论是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栉风沐雨的艰难时期，融入红色基因的百年红房子，始终秉承济世救人宗旨，为妇孺康健倾尽全力。
抗战“孤岛”上搭救一方济难之所
1883年，黄浦江畔西门外狭小村舍里，首位来到中国的女医学传教士伊丽莎白·罗夫施耐德女士在此地开出一间医务室。医务室治病施药收费低廉，周边贫困渔民自此有了看病去处。次年6月，医务室在原先基础上租房两间，开设了门诊部，中文名为“上海西门妇孺医院”。
由于当时医院的屋顶为红色，老百姓亲切地把这个医院唤做“红房子医院”。
西门妇孺医院门诊部
30年代上海女子医学院毕业典礼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城市生灵涂炭硝烟弥漫。西门妇孺医院同样受到重创，院区遭受严重破坏。医院职工在首任中国籍院长王淑贞带领下，冒着枪林弹雨，将幸免于难的医疗设备搬到临时医院。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及留在医院进行暑期工作的学生组成抗日医疗救护，所有医务人员都被安置在红十字医院最需要的岗位上。
上海沦陷为“孤岛”后，王淑贞带领着医院职工继续在“孤岛”上进行爱国救亡的医疗和教育工作。
为照顾难民所里的妇女，经中国医学会和上海红十字会准许，医院在地丰（TIFENG）路觉民小学内办起了难民医院，床位30张，救治从战区逃出来的孕妇和新生儿，保障了战争中的产妇在干净整齐的病房分娩。
当年10月，医院租得徐家汇路850号原骨科医院宿舍为临时医院。由于战争和环境条件，床位从开始时的100张增加到了150张，同时将工作人员按需分配至难民所，并开始建立慈善机构。
生死存亡之际，“红房子”以己绵薄之力与国家共渡危难，当时《申报》等媒体均有大量记载。
“地下党”副院长最念念不忘三件事
1947年5月26日凌晨3时，青年学生袁耀萼急匆匆地穿过好几条巷子，然而始终有个“尾巴”在暗中默默尾随她。彼时，作为地下党的袁耀萼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却被狡猾的特务盯上。
她发现始终甩不掉特务，索性灵机一动，躲进了附近的一所医院，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披上白大褂。就在戴帽子的瞬间，特务冲了进来，对着她大声问：“有人进来过吗？”
袁耀萼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答道：“好像刚刚有个人往那边走了……”就这样，她躲过了一劫，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完成组织交予的重要任务。
这位年仅25岁的地下党，便是红房子医院后来的医疗副院长、妇产科研究所创始人袁耀萼。
地下党工作的经历，让袁耀萼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谈起自己人生，她总念念不念三件事。
一是走对了“路”，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二是进对了“门”，选择了医学，选择了妇产科专业；三是入对了“行”，在临床一线工作，从事实验诊断研究。
正是在走对的路上、进对的门里、入对的行中，袁耀萼尽情地实践着理想与抱负，尽情地挥洒着汗水，在时光的年轮中，镌刻了一份大师情怀。
在袁耀萼的以身作则下，任职期间医院没有出现过一例孕产妇及新生儿死亡案例，医务科更是没有接待过一例医疗纠纷。
这是信仰的力量，它让一位从解放战争的学生运动中走来的年轻医生，成长为享誉业界、救死扶伤的妇产科教授。她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着不平凡的精彩，更用务实的方式诠释了对群众的关爱和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