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叔亚在缅甸八莫寻找远征军墓地
62岁的戈叔亚，用30年做了一件事：寻找抗战老兵——活着的和死去的。这段找寻，将他从青年变为老年。而那些老兵，最年轻的也已经80多岁，更多的老兵早已撒手人寰。
今年是滇西抗战胜利、中国远征军光复腾冲70年。作为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成为媒体最抢手的采访对象，他曾经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在家里分别接受了报纸、电视台等5家媒体的采访。他的博客点击量更是超过100万人次，他的博文被认为是“了解滇西抗战史最为详实的信息来源”。
然而，让戈叔亚为难的是，他觉得自己患上了“写作障碍症”。30年来，他翻山越岭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可 “那么痛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他说自己无论怎么努力，写下的文字也只是“半截山水，不是全幅的写真”。
1983年的一天，到腾冲县出差的戈叔亚无意中来到腾冲国殇墓园，他惊讶地看到这里竟有9000多块中国远征军的墓碑。他惊骇万分，作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刚毕业一年多的学生，他竟然不知道在自己的家乡曾经有过惨烈而悲壮的战争。
二战期间，为了保卫当时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大通道滇缅公路，1942年至1944年的3年间，中国投入部队约4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协同英、美等盟国到缅甸对日作战。在滇缅印的抗战中，中国远征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20万，其中牺牲人数10万。而在这10万人中，有5万人是在第一次入缅战役中打了败仗仓皇撤退途中非战斗死亡的。
可是，这么惨烈悲壮的战争，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媒介记载或报道过。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数万中国士兵的骸骨和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如此轻易地就被高山野草所湮没而不为国人所知！”学历史的戈叔亚内心受到极大的刺激。
之后他开始寻访在昆明的老兵。他去政协、民革、黄埔同学会要老兵的名单，因为没有单位介绍信，他常被冷眼相待。在那个年代，研究这段历史还是禁区。但也有朋友暗中帮助他，那时老兵们都是60多岁的人，听说有个年轻人在到处打听他们，便口口相传，“叫小戈来采访我”，他渐渐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老兵。
“滴滴哚哚，滴滴哚哚……在缅甸撤退时，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没完没了。40多年了，这个声音就像耳鸣一样，从来就没有从我的耳朵里消失。半夜常常因为触摸到死去战友的尸体而惊叫起来，醒来看到的是睡在旁边的老伴。”这是30年前，老兵王鉴对戈叔亚说的话。
这位又瘦又小的老人成天穿着一件旧风衣，骑着破自行车在街上摇摇晃晃。只要见到戈叔亚，就拉着他的手不放，不停地说：“我们肝胆相照。”数十年在劳改队敲打石头，使老人的手粗糙如树皮，但是戈叔亚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温情。那个时候，除了战争细节，戈叔亚从不敢问老人解放以后的遭遇，害怕惹麻烦。但即使这样，老兵们也足以认为戈叔亚与他们“肝胆相照”了。
这些在烽火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在战后长达几十年里，动荡不已，万里飘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遭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戈叔亚所采访过的老兵，有的蹲过监狱，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管制劳动，有的沦为乞丐，有的流落异乡再也没有回来。
老兵崔继圣的女儿，一个在招待所里的洗衣工，不善表达感情的她在见到戈叔亚后说：“几十年来，你是第一个问起我父亲的人，虽然他死了，但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 崔继圣曾是负责主攻松山主峰的第八军荣一师三团代理副团长，当年戈叔亚找到他时，他靠在学校门口卖瓜子维生。戈叔亚想拍一些照片，却被老人严肃地拒绝了，他说这有损他的军人形象。
80年代中后期，一名台湾人想通过戈叔亚找到一批远征军老兵，给他们每人每月提供200元的生活费。然而，当戈叔亚再去寻找那些他采访过的贫困交加的老兵时，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
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务农的由国彬，战争中失去了右眼和几个手指头，后来靠剩下的几个伤指在县城帮人修理自行车艰难度日。为了帮助由国彬，戈叔亚将老人接到家中，并在昆明一家单位给他找了一个看大门的工作，但当这家单位知道老人是远征军后，立即拒绝了他。戈叔亚万分难过，但70多岁的由国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后来，当戈叔亚带着有人愿意救济他的消息兴冲冲地去找他时，由国彬已经去世。
80年代，整个国家都忙于经济建设，而戈叔亚却沉溺于寻找老兵，“无论工作、走路、吃饭、睡觉、做梦，脑海里都被老人哭诉的故事塞得满满的”。
他通过朋友找到一些当年的旧报纸杂志和外文资料，并与海外的中国、日本、美国老兵以及老兵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将所获的支离破碎的资料、采访记录进行整理、对比和更正，再带着军用地图、指北针、录音机、照相机，前往滇西实地考察。直至多年以后，滇西抗战的轮廓才在他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