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帮困、改良民生，实现小康，既是当今社会的寻求，也是古代社会的幻想。古代留下的扶贫救灾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些体现出先进的治理理念和高明的治理才能。
范仲淹像
范仲淹的“供应侧改造”
“供应侧改造”是指调剂经济构造，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晋升经济增加的质量和数目。其实，在扶贫救灾工作中，同样存在“供应侧改造”的问题。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扶贫救灾的故事。
皇祐二年（1050），吴中产生大饥馑，饿逝世者的尸体遍布途径。此时范仲淹主管浙西，调发国度仓库食粮，募集民间所存的钱物来赈济灾民，救荒之术非常完备。吴中百姓爱好竞赛舟船，爱作佛事，范仲淹就勉励民间多举行赛事，太守每日出游宴饮于西湖上。自春天到夏天，城中居民大范围出游，纵情玩赏。又召集各寺院主持僧人，告谕他们，灾荒年间民工工价最低，可以趁此大力兴建土木工程。于是各个寺院都兴建土木。官府也翻修仓库和官吏住舍，每天雇役一千多人。
但监察机关弹劾杭州长官不体恤百姓，旷废政务，嬉戏游乐毫无控制，以及官府、私家兴建房舍，伤耗民间财力。范仲淹于是自己草拟奏章，申说因为饮宴和兴造房舍的缘由，是要调发有余的钱财来救援贫民。那些从事贸易、饮食行业的人，工匠、民夫，仰仗官府、私家赡养的，每天大概可达几万人。救援灾荒的办法，没有比这一做法更好的了。这一年两浙路（北宋处所行政区，包括杭州）灾区唯有杭州平安无事，百姓没有亡命。
范仲淹在扶贫时重视了方法办法，他将扶贫物质的“直接供应”改为“间接供应”，留下了一段扶贫佳话。
刘晏搞起了“大数据决策”
古代扶贫救灾也倡导精准化，以避免资源损耗，使那些真正须要被帮扶的对象能获得更多资源。在古代，精准扶贫做起来并不容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传递不够及时和不对称。
这方面唐代改造税赋的出色人物刘晏就做得很好。他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办法就是树立全国性的经济信息网络，搞“大数据”。虽然唐朝没有“大数据”一词，但其原理和现代“大数据”差不多。史料记录：“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这句话的意思是，刘晏担负转运使时，用丰富的报酬招募擅长访问的人才，查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处所的物价，用不了几天也能送到转运使官署。通过这种方法，就能调节物价高下，让全国物价坚持安稳。
张养浩像
张养浩改造货币制度
元代有名文学家、政治家张养浩在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前往救灾时，遇到了基层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形。
本来，元世祖忽必烈建上都城后，听从开国军师刘秉忠的建议发行纸币，并将其作为重要货币在全国大规模流通。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所限，纸币在长时光应用后，极易造成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这就给了某些基层官员可乘之机。
在张养浩抵达陕西前，当地负责救灾的官员曾经给百姓们发放了一些纸币，这些纸币大都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当时一斗米值十三贯钱，百姓手中的纸币稍有不清或破损就不能用，只得到府库中去更换，而那些奸刁之徒就伺机营私舞弊，把十贯钱兑换成五贯，民间怨声载道，差点就酿成了大范围骚乱。在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无解难题。
懂得历史的知道，元政府赈灾重要有四种方法：一是开仓放粮；二是制止酿酒，勤俭食粮；三是发放纸币；四是粮、钞并赈。从赈灾方法来讲，陕西基层官员给百姓发放纸币并没有毛病，纸币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也不能归因当地官员，但这些官员不该应用当时纸币缺点的破绽去鱼肉百姓。
张养浩到任后自动作为，用良币驱赶劣币。第一，他命令部下盘点陕西钱库里无损耗纸币，共1850余万贯。第二，他让部下在这些无损耗纸币背面盖上印记，又印制了十贯和五贯的小额纸币发给灾民。第三，他令米商凭纸币上的印记把米卖给灾民，然后米商再到府库兑换相应的银两，这样一来，那些奸商污吏再没方法营私舞弊了。
◎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作者张志君），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