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二回开头讲到，洪太尉请回来的张天师“作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箓，禳灾病，瘟疫尽消，军民泰安”。依据施耐庵治乱之世循环往复的历史观，紧承治世的自然便是乱世。这种历史法则并不因洪太尉刻意隐瞒自己的过失而有丝毫移易。在洪太尉不顾众人劝阻强行进入伏魔殿的那一刻起，乱世的帷幕就已经悄然拉开。只不过历史的时光标准更长，须要很久人们能力看到正戏的上演罢了。
乱世这出戏剧，其出色之处就在于对峙双方冲突的不可折衷。《水浒传》第二回在交代完瘟疫后，就让对峙双方的各自之一出了场。首先出场的是对峙一方的高俅。
高俅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小混混，仅仅因为足球踢得好，得到同样爱好踢足球的宋徽宗的爱好，被“抬举”为殿帅府太尉。宋徽宗作为帝王，有个踢足球的业余喜好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是，他选拔一个足球踢得好的人当大官，未免就有点昏庸了吧。我们今天能想象巴西总统让梅西出任财政大臣，葡萄牙总统任命C罗为国防部长吗？在君主独裁政体中，帝王的昏庸无疑是致命的。
高俅这个小人，一朝得志，便乘机报复曾经得罪过自己的人。因为王进的父亲之前把高俅一棒打翻过，而今王进又成了高俅的直系下属，高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报复机遇，一直故意找王进的茬。王进回到家中与老母商讨过后，审时度势，做出了投靠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的决议。正是因为王进母子出逃京师，这才引出了第一个出场的梁山英雄——史进。
史进虽然后来成了高俅的对峙面，但是他们仍是有很多共同点的，比如都不务正业、爱好使枪弄棒却学艺不精等。史进固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但到底算个良民百姓。在与山上强盗正面交锋过一次，捉住了其中的陈达后，被强盗使个小小的苦肉计，竟感念他们“义气”，放了陈达，与他们亲密往来起来。这里我有一个疑问：难道无论强盗对外怎样烧杀抢掠，只要他们对自己人“义气”，他们就称得上“英雄”吗？如果这里的“义气”、“英雄”等词不是反讽，那我对施耐庵的伦理观就不免十分好奇了。我们读《水浒传》，往往把着眼点放在梁山“英雄”们的“义气”上，却忘了他们的强盗身份。我们自己务必要留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