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后却走了歪路,建国后受组织照顾活了85岁

邓恩铭加入一大会议的时候只有20岁,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但他还不是与会代表中年事最小的人,最小的人名叫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

刘仁静从小思想就非常先进,爱好浏览提高刊物,而他最爱好的读物就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后来刘仁静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且还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员。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议召开一大会议的时候,当时我党最大的两个领袖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但遗憾的是,这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时光,其中李大钊就想找自己的两个学生取代自己去。

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他当时是北京学联主席,位置已经不一般,所以他去非常适合。

第二个人原来定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二师兄邓中夏,但是邓中夏没有时光,他要去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会议。接下来就轮到了三师兄罗章龙。罗章龙是颇著名气的工人领袖,不过他当时正在组织工人罢工的事,所以也没有时光。李大钊又一连问了好几个学生,成果大家都没有时光,最后李大钊就找到了年事最小的刘仁静。

刘仁静当时年青气盛,对这种事情都非常热衷,所以立刻就答应了。

有这样的阅历,按理说刘仁静在我党的前程会非常光亮,但是在第二年他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因为刘仁静精通多门语言,所以陈独秀在加入苏联的共产国际会议点名要带上刘仁静,让他担负自己的翻译。刘仁静原来就是陈独秀的超级粉丝,所以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

在苏联,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虽然也是苏联的主要人物,但他却是斯大林的逝世对头。而刘仁静偏偏很崇敬托洛茨基,甚至在托洛茨基被苏联驱赶之后,他还专程去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而且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成果回国之后刘仁静就以“托洛茨基的代言人”自居,和国内的共产主义越走越远。这也注定了刘仁静此后的阅历会非常坎坷,他不仅脱离了组织,还投奔了公民党,但始终不受任何人待见。一直到1949年,他才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回到了北京。

组织对他还是非常宽容的,支配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还担负过人民出版社的翻译。最终刘仁静因为一场车祸意外逝世,长年85岁,不过他也是最后一位逝世的一大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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