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对山田乙三、高桥隆笃、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日本侵华细菌战战犯进行审讯，并将庭审记载用中日英法俄五种文字公开出版，由此使世界知晓日本曾于二战期间在中国长春设立一支细菌军队，即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因应用“满第100”机密番号，故被称为侵华日军第一〇〇军队。
一〇〇军队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应用动物、植物甚至活人作试验，研制和生产鼻疽、炭疽等烈性致病细菌，更在中国大地上实行细菌战，犯下滔天罪恶，时至今日仍贻害无限。
前身机构自动收集和研讨强毒菌苗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设立临时病马收留所，即一〇〇军队前身机构，负责军马炭疽、鼻疽病的检疫。在检疫进程中，病马收留所有意识地自动收集炭疽、鼻疽菌苗。
在1932年8月，病马收留所长安达诚太郎遵守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人至四平、辽阳等地，搜集炭疽菌苗，开展强毒菌苗研讨，旨在预备实行细菌战。
为了研讨和培养强毒菌苗，安达诚太郎增设细菌研讨室，派专人从事强毒菌苗研讨，为日后一〇〇军队从事细菌战研讨作了初始预备。
遵日本大本营命令自上而下逐步改编为细菌战研讨机构
1933年2月15日，临时病马收留所依据关东军“关作命第二六〇号”命令，改编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顾问长板垣征四郎向陆军大臣上报《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提出临时病马厂“强化”为“细菌战对策研讨机关”。
同年8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依据天皇敕令，将临时病马厂正式改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8月3日，关东军司令部向天皇上奏“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改编完成”。自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成为奉天皇敕命设立的从事细菌战研讨的专门机构。
侵华日军第一〇〇军队技巧人员给马匹注射疫苗，从事细菌战所用细菌研讨。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树立后，厂址迁至长春孟家屯，面积约为50万平方米，内设各类细菌研讨室，同时整合细菌学科研精英，设立第一、二、三、四部，其中第一部负责军马血清诊断，第三部负责血清制作，第四部负责细菌器材补给，第二部人员最多、业务最核心，集中了一〇〇军队、关东军乃至日本细菌研讨人才，划分为细菌、病懂得剖、临床、化学、植物病理五个科，专门负责各类菌液研讨与生产。齐全的试验室和分工过细的细菌研讨部门，为军马防疫厂从事细菌战所用菌液研讨、试验、实验奠定基本。
预备和实行细菌战
1937年6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向陆军省上报“军用细菌研讨从业者命令”件，得到同意后，在一〇〇军队内组建了以兽医大佐高岛一雄（曾任一〇〇军队长）为首的“军用细菌研讨委员会”，专门负责“军用细菌”研讨。
随后，一〇〇军队违背国际公约、违反医学伦理，将炭疽、鼻疽病菌在战俘身上开展人体活体试验。美国国度档案馆颁布了关东军开展人体活体试验“A”报告、“G”报告，记录一〇〇军队开展炭疽、鼻疽菌沾染的活体解剖试验情形，试验连续时光约为6个月，试验对象重要是中国、苏联等的战俘。所有被试验的战俘，经过3天至108天不等的折磨后全体逝世亡。俄罗斯国度录音档案馆藏伯力审讯录音显示，原一〇〇军队成员三友一男亲口承认曾将混有毒菌的食物，在不知情的前提下给中国战俘食用。三友一男还供述“自己对一名俄国人曾进行解剖试验，解剖地点位于第一〇〇军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畜生的坑中”。
经试验后，一〇〇军队结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军队等日军其他细菌军队，配合日本华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在云南、浙江、江西等地实行细菌战。
1942年4月，日本大本营为了报复“杜立特空袭东京”，命令关东军派遣一〇〇军队、七三一军队，携带细菌弹在浙江衢州、义乌撒布细菌，给当地大众带来伟大损害。至今浙江省内依然有被炭疽细菌兵器沾染的受害者，甚至涌现“烂脚村”，贻害之烈于此可见。
太平洋战斗后期，日本为了扭转败局，命令一〇〇军队加快细菌兵器量产与细菌战实战步伐。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在伯力审讯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依据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同意的‘细菌分部’筹划，命令一〇〇军队增设第二部第六科，负责大量生产细菌兵器”。
此时，一〇〇军队筹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1944年3月，一〇〇军队已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1945年3月，一〇〇军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平樱全作率队在中苏边疆预备实行细菌战，请求提前购置500只羊，90到100只的马和牛，在日苏战斗产生后，立即用“飞机喷洒”方法将先购置的牲畜沾染病菌，然后沾染至当地家畜，进而沾染给中苏部队。
侵华日军第一〇〇军队实行细菌战，是违背国际公约，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地实行的战斗犯法，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害。遗憾的是，一〇〇军队在战败前夕，销毁文件、损坏细菌研讨设施，大部分队员提前退却，返回日本，逃脱了正义的审讯。
（作者单位：伪满皇宫博物院）
起源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作者 赵士见
本期编纂：樊宣
流程编纂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