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诗经的起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
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
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
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2. 诗经名称的由来
《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
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
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
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
“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
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3. 诗经名称的由来
《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
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
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
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
“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
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4. 有哪些出自《诗经》且有寓意的名字
1、蓁蓁（音真）。
《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蓁蓁，茂盛貌。
2、燕飞。《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3、淑慎。《邶风·燕燕》：“终温且惠，淑慎其身”。
淑慎，和善谨慎。4、惠然。
《邶风·终风》：“终风且霾，惠然肯来”。惠然，顺从貌。
5、静姝。《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是娴静美丽的意思。6、炜彤。
《邶风·静女》：“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彤：红色。
炜：光彩。7、洵美。
《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洵美就是很美的意思。
《郑风·叔于田》：“洵美且仁”、“洵美且好”。8、燕婉。
《邶风·新台》：“燕婉之求”。燕婉：安静和顺，也指如意郎君。
字面漂亮，但这一篇《新台》主旨是讽刺卫宣公的乱伦，上下文的意思不是很好，慎用。9、如云。
《鄘风·君子偕老》：“鬒发如云，不屑髢也”。如云：像云一样众多。
《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屈原《湘夫人》：“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10、邦媛。《鄘风·君子偕老》：“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邦：国家。媛：美女。
另有“邦彦”——《郑风·羊裘》：“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彦：杰出的人才。
如北宋有词人名周邦彦。
5. 文学名称的由来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狄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解释
1.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2.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