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实证
姚顺忠
目前，学术界公认最早提出存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年)，他在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而正式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一词的是日本考古学家三杉隆敏，他在1967年出版《探寻海上的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中首次使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但笔者认为，从海上通过的古代这条商路，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水上丝绸之路”，因为在古代任何朝代任何贸易最终不可能不通向地处中原和内地的政治中心。那就是说，海路只是这种贸易的一段路程，还有一段路程就是内陆水路，这段“内陆水路”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视。
淮安，拥有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运河。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通邗沟至淮安末口，从此长江与淮河水系得以沟通。随着隋代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更是把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水系贯穿于一线，而淮安扼三大水系中心之要，故明清两朝设漕运总督、河道总督驻跸淮安，这是重要地理位置的必然选择。毋容置疑，如果讲“水上丝绸之路”，淮安一定是陆上水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从史料和文物方面去考察，留有诸多实证。
实证之一：大云山汉墓出土的训犀俑、训象俑
大云山汉墓的发掘是2009年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完成发掘。大云山汉墓位于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的大云山顶，现已确认这是一处西汉早期的规格极高的夫妻同冢异穴合葬墓，墓主人是江都王刘非。发掘不仅发现了黄肠题凑、金缕玉衣和玉棺(也称玉匣)等珍贵文物，还出土了一对训犀俑和一对训象俑。对淮安来说，这两对俑的出土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明显不是中土之物，很可能来自南亚次大陆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所以它成为汉代淮安对外货物贸易交往的实证。
这一实证，在历史典籍中也得到了印证。《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记载：“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二十七年薨，子建嗣。”这位刘非的继承人刘建，是个很不安分的人，心中有反意，妄想勾结南越王作为后援，史书记载他“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羽、蝯熊奇兽，数通使往来。”可见，汉代的江淮地区，沟通南越已经成为平常之事。这也说明，丝绸之路在完成海上贸易后，是必然会向内陆延伸的，从而形成完整的“水上丝绸之路”。
《史记.淮阴侯》也从侧面反映了汉初淮阴的商业贸易情况。文中记载：“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这段话虽然只有二十余字，但可挖掘的信息量很大。首先，“信钓於城下”，说明当年的淮阴城市已经成型。其次，“诸母漂”，“竟漂数十日”，说明有一大群劳动妇女在从事同一种工作。再者，“有一母见信饥，饭信”，可见这群劳动妇女，是带着饭在工作的。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一群为一个大作坊“打工”的中国最早期的“女工”。从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漂洗来看，这个作坊应该是丝绸麻布之类的作坊。可见，早在秦汉时期，淮安就是丝绸麻布的重要产地。从韩信胯下受辱后“一市人皆笑信”的记述看，当时淮安的“集市”已经成熟，充分说明淮安这个依托淮河水路生存的城市，其集市贸易的繁荣与“水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
实证之二：唐代李邕《娑罗树碑记》
《娑罗树碑记》刻于唐开元十一年（723）十月，全文1041字，碑原石久佚，明隆庆年间淮安知府陈文烛得旧拓本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处，乃嘱沐阳县吴从道摹勒上石，并筑宝翰堂以贮之。现明代摹刻碑仍然藏在淮安府署旧址，为镇馆之宝。
李邕《娑罗树碑记》不仅为唐以后的书法家留下了精美的书法范本，更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这份史料看，足以证明淮安在古代水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首先，《娑罗树碑记》直接记载了唐代淮安水陆交通重要地位。“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李邕用五句二十字高度概括了淮安的水陆交通中心地位。淮安“江海通津”，是海上丝绸贸易向内陆发展的重要城市，南可达吴走闽越，西进则可望巴蜀。这样的交通要道，当然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其次，《娑罗树碑记》简要记录了淮安商旅云集的盛况。李邕用八个字描写了淮安水陆贸易、商旅络绎不绝的繁荣情况，即“胜引飞辔，商旅接舻。”从这简单的两句话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淮安，陆路飞辔奔驰、马不停蹄，水上则商船首尾相接、绵延数里。
第三，《娑罗树碑记》留下了淮安生长南亚植物的记载。“娑罗树者，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已。”这是李邕碑文所述，娑罗树又称菩提树，相传释迦牟尼即生于娑罗树下，亦顿悟成道于娑罗树下，故娑罗树一向为佛门圣树。问题是淮安本土没有娑罗树，这棵娑罗树从何而来？笔者认为，应该是从水路而来的僧侣携带而来（后文补证）。说也奇怪，这棵外来的娑罗树，在淮安大地上并没有水土不服，而是长的十分茂盛，李邕记载其为：“婆娑十亩，映蔚千人，密握足以缀飞飙，高盖足以却流景”。其茂密程度，风暴刮不透，其冠盖可以挡住烈日阳光。这也说明，远方的物种都在淮安生根了，远方的货物岂能绕开淮安！
第四，《娑罗树碑记》记录了淮安是西域僧侣经水路来中原的重要中转站。这棵娑罗树，之所以能够勒石成碑，因其与唐代著名高僧义净有关。 义净（635 一713），不仅是 唐代高僧，还是旅行家、翻译家。俗姓张，齐州（今山东历城）人，于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 年）由海道往印度求法。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得梵本佛典约四百部而归。在归途中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李邕《娑罗树碑记》记载：“证圣载，有三藏义净还自西域，逮兹中休信宿，因依斋戒瞻叹。”说武则天证圣（695）年间 ，义净从西域回国的路上，经过淮安，在娑罗树下休息，连续休息两个晚上，突然顿悟，“荣灼道成”。也就是说 ，淮安娑罗树下，是高僧义净的道场，这块娑罗树碑正是为了纪念义净圆寂十周年而树立的。这充分说明，淮安是古代水路通往西域的重要城市。《娑罗树碑记》中还记载了在淮安修行的一位西域僧人，名字叫“都维那昙一”，这些西域僧人既来淮安修行，那么在淮安种下西域佛家圣树，当是情理中事，在此补证上文提及的淮安长有这棵娑罗树的原因。
实证之三：日本圆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
圆仁(793-864)，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俗姓壬生。下野国(今枥木县)人。838年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使到中国求法，839年农历四月抵达中国，留唐近十年，他用汉文写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后人研究唐代历史的宝贵资料。可贵的是这份珍贵史料中，详细记载了唐代淮安，是海上来客进出内地的必经之地。
首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了圆仁首选路线即选择了淮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第一》记载：“开成三年（838）六月——开成四年（839）四月十八日，渡海来华—海陵县—扬州—楚州—海州。”唐代的楚州，即今天的淮安。说明圆仁法师登上中国大地，首次选择线路向内地进发时，即把淮安作为重要一站，这也是古代外国人从长江口登陆大多数选择的线路。圆仁第一次对淮安的风物作了外国人眼里的记述：十七日、十八日为向楚州，官私杂物等，装载船里。廿四日卯时，到宝应县白田市。午时到山阳县，去州六十五里。申后，到楚州城。此楚州北有大淮，自西而东流，所谓大淮横涉，到于东海。廿五日，卯时发。风吹正西，乘淮东行。未时到徐州管内涟水县南，于淮中停宿。
其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了唐代淮安新罗坊的情况。新罗坊是唐代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侨民在楚州的集中居住区，新罗侨民选择楚州建立新罗坊，主要是因为楚州优越的地理条件。唐时的楚州，处在古运河与淮河交汇处，交通十分方便，成为沿海一带的交通枢纽、政治经济中心、商贸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内河港口城市。新罗坊侨民中主体部分是商人、海外运输业者，以及船员、造船工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第四》记载：“会昌五年，七月三日，得到楚州。先入新罗坊，见值管当州同军将薛、新罗译语刘慎言，相接存问殷懃。”证明淮安当年的新罗坊不仅有专人管理，还配备了专门的翻译人员，对外交往体系已经很完备。
另外，在唐代的淮安大地上，不仅府城楚州有新罗坊，在县区也设有新罗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第四》记载，“九日，斋时到涟水县。县属泗。缘楚州译语有书付送涟水乡人，所嘱令安存，兼计会之事，仍到县，先入新罗坊。坊人相见，心不殷懃。”此时涟水县属泗州管辖，圆仁拿着楚州翻译人员的书信到涟水，先到了涟水的新罗坊。可见楚州新罗坊则是沿海一带新罗人的社会中心，而新罗侨民区也是以楚州为中心向海州、胶州、登州、如皋等地散开的。现在的淮安城北水关，即是当年的末口，唐代新罗坊集中在末口的两侧，也是水上丝绸之路的一大贸易中心。
第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有日本侨民落户淮安情况。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事件，佛教界称为“会昌法难”，圆仁在中国期间刚好遇到此事。所有来中国留学的僧侣不得不归国，但来时容易，回归谈何容易，圆仁也遇到了回国难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第四》记载：“廿三日，渡淮到盱眙县，去楚州望东二百里。本意拟从此到楚州，觅船过海。县家对递向扬州去，通状申论，县令不与道理，不免向扬州去。从盱眙县至扬州，九驿，无水路。文书笼箱，每驿赁驴之。” 本来准备走水路到楚州，上船回国，但县家却命令向扬州去，扬州不通水路，路途特别艰苦。但是到了扬州后，“江都县差人递到江阳县，用物请往楚州，县家便递向楚州去”。费了好多周折，还是到了楚州。其中“用物请往楚州”，证明楚州当年是贸易货物的集散地。圆仁回国尚且如此，其他僧侣当更为艰难，《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第四》记载：“又日本国惠萼阇梨子，会昌二年，礼五台山。今遇国难还俗，见在楚州。”说明一部分无法回国的僧侣就地还俗，并选择了楚州定居。这些记载，都直接和间接地反映了唐代楚州的开放程度，以及国际侨民盛集的状况。
实证之四：古琉球国亲王郑文英墓
郑文英墓位于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镇东、废黄河北岸，是保存完好的一处地上文物。郑文英是古琉球国使臣，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我国朝拜，在从北京归国途经淮安时病逝，并就地安葬。现墓前两块石碑，一块是1936年立，此碑正中书”琉球国朝京都通事讳文英郑公之墓”，上款刻”公于乾隆五十八年奉使来，十一月十四日道卒葬”，下款刻”此石原半块民国二十五年里人重立，兴化金应元书”。另一块为原碑，于1980年出土，墓碑上刻“琉球国北京大通事、大岑亲王上郑文英之墓”。
郑文英墓坐落淮安，向世人证明：
其一，淮安是东南亚国家从海路进入中国政治中心必经的重要城市。明清时期，淮安号称是“南船北马”之孔道。所谓南船北马，就是所有乘船来的南方客人、货物，必须在淮安改乘陆上交通工具。这一改，就必然使淮安成为人流、物流中心，毫无疑问也应该是丝绸之路交易中心。
其二，淮安是对外交往中心城市。一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在他国去世，绝对不是小事，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国际事件。郑文英在淮安病逝，并在淮安顺利安葬，说明当时的淮安地方官员具有熟练的外交处变能力，正是这种官员的处理外事的能力，间接证明了当时的淮安对外交往的程度和广度。
从上述证，足以说明淮安在古水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那么，在今天的丝绸之路开发倡议中，应该有一席之地属于淮安。